重点谈谈第一集《探险者来了》，聊一聊道士王圆箓将莫高窟文物卖给外国人的这件事。
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城外25公里，古时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集散地，东西方文化在此汇聚，当然也包括佛教文化。至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东传中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有僧人受释迦牟尼圣光指引来到莫高窟，开凿禅室以静坐禅修，此为莫高窟之始。后来一批工匠为逃避战乱而迁徙至此，开凿佛像石窟以祈求佛祖保佑。到隋唐时期，佛教愈发兴盛，众多达官贵人捐资开凿洞窟祈祷平安和慰藉，普通民众也乐善好施，尤其是武则天时期政府极力宣扬佛教，此为莫高窟之盛。
安史之乱时，敦煌地区因调兵支援长安而守备空虚，被吐蕃围城，守备军士在抵抗数年后弃城而走。直到848年，张议潮率众收复敦煌城，三年后唐朝政府设置归义军，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恢复对敦煌的统治。但不久之后唐就灭亡，敦煌受沙洲回鹘所统治，与北宋建立朝贡关系，直至1068年西夏攻占敦煌。由于西夏与北宋对峙，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曾经熙熙攘攘的敦煌逐渐沉寂。同时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最终敦煌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至元朝时期，莫高窟完全被废弃。
莫高窟在历史舞台上淡出，直到1900年才重新登台。来自湖北麻城的王圆箓逃荒来到敦煌，当过兵，退伍后出家做了道士。他见莫高窟里有些洞窟可以改造为道观，于是找人来施工。改建过程中，助手发现敲击某个洞窟右侧墙壁时有回声，说明墙内有中空，于是挖开墙壁从而发现藏经洞。
当王圆箓打开藏经洞时，洞内有跨越几个世纪的五万余卷经文，绢画，文书等，已知最晚的一份有确切年份时间文书写于大宋咸平五年即1002年，这意味着它们都是千年前的古本。1900年代存世的宋代古本已是罕见，隋唐古本几乎不存于世，可见这些古本的文物价值之高。至于为何有如此多经卷藏于洞中，有两种说法。一是认为当地僧人为了避免与西夏之间的战乱毁坏经卷，毕竟经卷是寺院的重要财产，将众多经卷转移至洞内后密封以待后用；二是认为这些经卷是寺院用旧之后存放于洞内的老旧物，之所以没有另作他用，可能是因为对经卷的敬畏之心。不管怎样，藏经洞终于重见天日了。
但王圆箓不识字，不懂这些经书真正的文物价值，只当它们是普通的古本经书。据传言，对于破旧的经书处理，他以经卷能够治病为由向附近居民售卖，让他们把经卷烧成灰烬和水吞服；对于保存较完整的经书，他将其作为礼物送给上级官员，希望能引起重视，让政府出资整理藏经洞内的经书，自己可以顺便捞点油水以继续修建自己的道观。尽管时任甘肃学政的叶昌炽收到经书后，建议藩台将洞内经书收集后送至兰州保存，但得到的回复却是没有经费，此事不了了之。
此后的几年里受上级命令指示，王圆箓无偿守着藏经洞。他期盼着，识货并且能给他点回报的人。
1907年，愿意出钱的人终于来了，英籍探险家斯坦因从印度北上后向东来到敦煌。他得到英国政府资助，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绘制中亚地区地图，以备未来可能的英俄冲突。中国随行人员提到莫高窟的藏经洞后，他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来到敦煌，见到了王圆箓和摆放在藏经洞外的经卷。斯坦因不懂中文，但经过中国助手解释以及看到精美绢画后，了解到这些文物的价值。于是，他表示出资四十锭马蹄银以换取所有经卷。
等待了七年，王圆箓第一次听到有人愿意出“大价钱”买下这些经卷，在短暂的惊喜之后他开始打起了中国小农民的算盘。虽然斯坦因愿意出四十锭马蹄银，但王圆箓害怕这个报价太低，做了亏本买卖，于是支支吾吾拒绝了，准备坐地起价。
斯坦因急切地想得到这些经卷，打听到王圆箓喜欢听唐玄奘西行故事后，他说，“当年唐玄奘去往天竺取经，如今自己从印度而来，也是来取经的，你发现的藏经洞和我的到来，这两件事都是冥冥之中自有安排的”。王圆箓或许是被斯坦因的这套唐玄奘故事打动了，或许是害怕错过了这唯一的买主，或许是担心当时县城内抗缴皇粮暴动的危险局势可能会波及到藏经洞，最终以200两银子的价格卖出了9000余卷文书和500余卷绢画。
这些文物总共装了24个大木箱，斯坦因不无高兴地写到，“一个梵文贝叶写本就值200两，这笔买卖绝对赚了”。
此时的法国人伯希和正在新疆地区探险，偶然间获得了一份八世纪《法华经》的古本，在得知它来自莫高窟后，快马加鞭赶往敦煌。路上伯希和收到斯坦因出资买下藏经洞内经卷的消息，更是心急如焚，终于在斯坦因离开十个月后，他见到了王圆箓。王道士领着他进入藏经洞，他看见的是洞内三面都堆着一人多高的经卷。
伯希和兴奋之余，赶紧坐下翻阅经卷，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将各经卷扫了一遍，之后长吁一口气。幸好斯坦因不像伯希和是个汉学家，他主要拿走的是绢画和部分没有价值的经卷，大部分精品反而留了下来。精通十三国语言的汉学家伯希和挑选出最精华的7000卷文书，准备花500两买下。
此时的王圆箓或许在比较，卖9000余卷给斯坦因时赚了200两，只有7000卷文书时伯希和愿意出价500两，想想也是赚了。心中估计也不会再有朝廷的顾虑和内心的顾忌，毕竟已经卖过一次了，也不差这一回，成交。离开敦煌的第二天，伯希和年满三十，日后成为著名汉学家。
1909年，伯希和带着这批经卷经由天津登船回到巴黎，在启程前他拿着部分经卷请教在京的中国学者。其中就有研究甲骨文的罗振玉，他意识到藏经洞的重要价值，立即上书朝廷，希望将剩余经卷运往北京加以保护，防止文物外流。
既然是朝廷下令，那就赶紧上交吧。甘肃布政使何彦升负责押运，当年冬天启程时清点9000余卷，但押运时只以草席覆盖，沿途时有掉落，三个月后抵达北京时只剩8000余卷。不过车队并没有直接运往广化寺，而是先被何彦升及其亲友挑选一番后再送进寺内存放。经过如此几遭筛选，如今存放于国家博物馆内的经卷大多破损不堪。
但王圆箓还是留了一手，见藏经洞内的经卷如此值钱，便在朝廷官员到来之前，将部分经卷移至其他洞窟内。1912年日本大谷探险队从他手里买走了400件经卷文物，1914年俄国人奥登堡买走敦煌文物300余件并自己搜寻文物，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除了购买经卷外，还粘走壁画26方，拿走唐代彩塑1尊。
藏经洞终于空了。
不过拿到银子的王圆箓晚年生活也不好受，华尔纳记录到，“王圆箓卖给我的东西，我只付了75两，却被人夸大到10万银圆，于是村民以死来要挟王道士将钱拿出来与众人分享，王道士只好装疯卖傻才躲过一劫”。1931年，60岁的王圆箓驾鹤西去了。
身为道士，想借着佛像洞窟改造为道观，图省钱；
挖开藏经洞，本想借机向上邀功，报告后却得不到回应；
苦等七年后碰到愿意出钱的斯坦因，扭扭捏捏地握手成交；
一年不到，又来了“冤大头”伯希和，这次爽快成交；
朝廷终于重视起来，他提前转移走部分经卷，给自己留一手；
断断续续地卖完了手中经卷，尘归尘，土归土。
以上就是王圆箓与藏经洞的纠葛，而他的所作所为都透露出小农民的聪明，古本文物对他而言，只有换成钱才是有价值的。读完这段故事后，你可能认为王圆箓卖给外国人文物的行为是可耻的，怎么能为那几百两银子就将价值连城的经卷卖出去了呢？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就提到他对王圆箓所作所为的气愤。
不妨换一个角度来想一想。七年了，王圆箓守着藏经洞七年里，国内没有任何人对其表示过重视。而他依然盼望着有人来看一看，然后捐点钱能让他修建属于自己的道观，只是第一个提出报价的是外国人。是死守着藏经洞继续让经卷蒙尘，还是将经卷卖给识货的外国人？想必王圆箓也是有所挣扎的，不然斯坦因也不会花上一番软磨硬泡的功夫才能达成交易。固然，确实有人能像《古玩》里抗战时期已经斗了一辈子的两位古玩鉴赏家为了保护周王鼎不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壮烈献身，这种保护国宝的精神值得敬佩，而王圆箓在将文物卖给外国人的事实面前，他必然要承担文物流失海外的责任，但当时中国的孱弱国力和动荡社会不也应该为此负责吗？
单纯从文物保护的后果来看，王圆箓当时的抉择是正确的，至少藏经洞内的大部分经卷目前尚寸于世，虽然分别被收藏于英国，法国，日本，俄国，美国，中国等。二十世纪的中国战乱迟早会波及到此前就不受重视的藏经洞，毕竟1907年的敦煌县城里抗缴皇粮暴动中县衙被烧毁，乱世之下或者有人将经卷一把火烧毁，或者将其当作废纸来用，这种损失都是不可弥补的。
总而言之，文物只有在识货且有能力保护的人手中，才能最大化体现价值。难道一定要坚持“宁要社会主义草，也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愿让古本经卷风吹雨打被损毁，也不许外国人带出国研究——如此狭隘的价值观？
现如今，国内文物保护体系愈发成熟，对文物也愈发重视，文物保护人才逐渐成长。如果继续发生“大英博物馆内中国文物失窃”此类文物保护不力的案件，或许此时是迎回这些文物的恰当时机。期待未来莫高窟能像埃及迎回原藏于美国博物馆的图坦卡蒙墓室珍宝那般，迎回百年前存于此处的珍宝，让它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