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楷然
人类幼崽研究员
唐山事件发生的第二天，中国电影资料馆重映了《82年生的金智英》，大厅几乎座无虚席。情节进行到金智英高中时代在公交车上被尾随这里，耳边渐渐有抽泣声响起，到影片落幕时，抽泣声已是此起彼伏，抹着眼泪离座的，不乏很多男性。
也许那一晚很多女性观众在银幕上看到的，不止是主角金智英，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她们自己，看到烧烤店的那些女孩们，看到了身边每一个平凡普通的女性。
金智英是82年生的韩国女性用得最多的一个名字，影片中的主角金智英正像是千万个家庭中作为母亲、女儿、妻子的“金智英”们的缩影：出身平凡，家境普通，大学读国文系，毕业进入一家广告公司，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父母到了退休的年纪依然在做小生意。有着三两知心好友，原生家庭和婚姻也没有显见的重大缺失。读书、工作、结婚、生子，生活每日就像水一样波澜不惊地流过。
然而平静水面下那些细微的旋涡和暗流，涌动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只有她自己能感觉到：高中时在公交车上被男同学尾随，虽是有惊无险，那种恐惧带来的冲击力却是经年不减的，作为保护者的爸爸出现后也不免要责备几句“不要穿那么短的裙子”、“不要随便对人笑”，即便金智英穿的是统一发放的校服、连尾随男子的脸都没看清；
工作后参加企划组选拔，终选名单上全员男性，她犹豫再三才敢向上司问出“不选我是因为我能力不足、您不喜欢我吗”，得到的答案是“你能力不错，但也许做不了几年就要结婚生子，无法兼顾家庭与职业”；
生完孩子想重回职场，输入自己的履历和可以工作的时间后，筛选页面却一片空白，唯一能迅速上手且兼顾接送孩子的职业只有附近街区的面包店售货员，而她是国文系大学毕业生。
片中所有矛盾冲突的设置、情节的推进、画面的转换都极尽温和，几乎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面或是极端的角色，唯一对女主“攻击性”稍明显的只有婆婆，但也点到即止、戏份有限。然而东亚社会中女性权利感的丧失很多时候并不仅仅因为遭遇过某几件重大挫折，反而正是那些微小不易察觉的侵犯、打压，与分不清是保护还是限制的“为你好”在成长过程中点滴积累，编织成一张无可脱逃的、繁复细密的蛛网，“金智英们”在其中像是徒劳挣扎的猎物。
就像姑母来家里做客时与金智英的一段对话，再日常不过，却正是这种渗透进女性生活毛细血管里的钳制最好的写照：
“你养孩子再难，也要好好打扮自己，女人应该是漂亮的。”
“姑母，我觉得我不化妆也很美呢！”
“漂亮什么，瞧你憔悴的样子！”
这里姑母虽然是女性，但她的建议却带有深深的男性凝视意味。金智英不是没有试图反对姑母的话，她把反抗藏在和气的笑里，试图用幽默和笑容缓和对话中紧张的对抗性，但很快这小小的矜骄和自尊心又被姑母看似是关心的回应打压下去。这样微妙而令人丧气的瞬间，恐怕少有女性敢说一生中从未经历过一次。什么样的建议才是真的为女孩们好很难界定，但提建议这个举动本身却彰显了提建议者及其所代表的价值衡量体系在权力上的高位。
也有人质疑金智英矫情，觉得已经很少有男性能做到片中的丈夫所做的——在母亲面前尽力维护妻子、主动要求休育儿假、为妻子找心理咨询师。但女性在亲密关系中呈现出的黑洞般的、缺乏安全感的、仿佛再多的爱也填不满的低能量状态，不是哪一个具体的男性能修复、弥缝的，因为这种状态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不是某一次单独的事件，而是系统性的、长期性的能量侵蚀与贯穿女性生命终始的权力低位感导致的。
片中的每一个女性几乎都在某个时刻成为被男性同盟所摒弃、所不能理解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金智英内心深处所有对生活最真实的不满都是在“精神错乱”、“被他人附身”的状态下说出口的，但这种“精神错乱”更多是丈夫定义里的——只有他如临大敌且视之为病态，而智英的母亲、上司以及女咨询师则或是心疼怜悯、或是毫不意外地理解和接受了她的状态；
智英的姐姐中学时曾因抓住暴露狂送警被老师批评“女生不知道羞耻”，家庭聚会上也会因为还没结婚被姑母讽刺“你真是特殊”，她的据理力争被弟弟评价为“你总这么冲动，会出大事的”——她的每一次抗争都让她更加成为父权社会中的异类，尽管周围人“划清界限”的方式可能是温和的（也许只是家常闲聊中的一两句调侃）；
母亲美淑两次因不满丈夫对女儿和儿子的差别对待而爆发，丈夫都是本能地回以震惊、不解、不可置信的眼神，即便妻子情绪崩溃地坐在地上哭诉，他也只是站在一旁。同样的情境下，当智英不堪压抑化身外婆诉说委屈，母亲则是本能地迎上去抱住了她，无需解释、毫无困难地理解了女儿；
智英的女上司半开玩笑地反驳男同事污名化职场女性的言论时，会议室里的男性迅速、无声地结成同盟对她施压——或者说同盟一直存在，只是何时现身的问题而已。
只要女性试图反抗、表达不满、争取权利，不论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都会被视为异类与威胁。于是所有女性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刻成为“生病的金智英”，因为定义“什么是正常”的权力不在她们手中。
家庭系统排列创始人海灵格的治疗实践表明，当家庭成员对家庭内部动力和能量流动没有觉知意识时，家庭中的一个后代会承接某位被排除在家庭系统之外的长辈的命运。亦即，一个人的情绪、感受、能量转嫁到同一系统中更为弱势（年龄更小）的另一人身上，不仅可能，在他们同为弱势群体时，这种群体间的“通感”甚至是必然的。片中金智英多次出现身份的游移——时而是大学时代的学姐，时而是母亲，时而是外婆（均是比她年长的女性）——也就不难理解了。
她们都是曾经被男性话语系统排除在外的人，她们都已经或近乎失语（母亲年迈，外婆和学姐死亡），她们连同她们的愤怒、委屈、不甘、悲伤，都活在金智英的身体里，因此金智英因为女性身份所遭受的每一次打压、侵犯、不公，也许看似微小，实际上牵动的都是她身体中这个巨大的女性共同体，在她的精神世界里引发的能量共振是爆炸式的。金智英其实也是失语的，只有借这个女性共同体中的某个其他人之口，才能说出真实的感受，代价是被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在这股来自女性共同体的强烈能量的裹挟下，她的自我很容易被淹没。所以金智英面对很多生活琐事产生的愤怒、不满、失望，不是敏感，更不是小题大做，而是因为她愤怒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愤怒，悲伤的不仅仅是自己的悲伤，几代甚至千百代女性的生命诉求在她身上横冲直撞、要找一个出口。
但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里所说，家庭也不过是父权制对女性进行剥削的最小单位而已，“金智英们”回归家庭就像是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那么离开家庭、像娜拉一样出走的话又如何呢？恐怕在初入职场之时，金智英已经从女上司身上看到了答案。
知道她生病后，弟弟终于把那支她眼馋了十几年、爸爸去英国只买给弟弟的钢笔送给了她；知道她生病后，以前登门从不带礼物的弟弟受爸爸嘱托带来一袋红豆面包，尽管俩人都不记得金智英爱吃的是奶油面包，把弟弟喜欢的口味错记成她的。高位者的自省和歉意总是在对方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姗姗来迟，正如这钢笔；有时这种歉意和补偿甚至根本无关要害、文不对题，如同一袋红豆面包。
-F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