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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被马车拉到了广场，人群在叫喊：“她必须去死！”她被绑上了绞刑架，奋力进行着反抗，底下和台上，人群和个人，构成了绞刑现场一种对立关系：她的头被放了进去，锋利的铡刀闪着寒光，当它从高处下来，没有了反抗，没有了挣扎，只有一个没有闭目的头颅，这似乎并不是她被惩罚的最后一幕，行刑者将她的头颅扔向了人群，一个死去的女人，最后在人群的欢呼声中结束了自己耻辱的一生。
这是1793年法国大革命的一幕，杜巴里夫人，这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最后一位情妇，当她以这样的方式被终结了生命，似乎革命的火焰所燃烧和炙烤的只是个人的命运。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的评论代表着对刘别谦这部电影的普遍质疑：“他不是去揭示革命事件的经济与思想的原因，而是把它们表现为心理冲突的结果，一个受到欺骗的情人出于报复心理，而鼓动民众去进攻巴士底狱；同样地，杜巴瑞夫人的被处死也是个人复仇动机之使然，而很少揭示其政治上的原因；此外，这部影片不是从蕴藏在革命内部的激情出发，而是把革命局限在个人激情的发展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那对恋人的死就不大可能掩盖住人民胜利崛起的光辉。”很明显，他是站在法国革命这一事件的历史意义来审视这部电影，当去除了革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当省略了群体矛盾，“去巴士底狱”这句口号就变成了仅仅对于个体的愤怒，以及复仇的必然性，而克拉考尔质疑这种处理的最关键一点是：似乎只有将这个祸国殃民、被称为“魔鬼的祖母”的女人送上断头台，才能显示“人民胜利崛起的光辉”，才能表达革命蕴藏着的内部激情。
的确，刘别谦在这部电影中表现革命的火焰，始终和杜巴里夫人的“恶”联系在一起，当她成为路易十五国王的情妇，似乎处处把控着这个法国最高统治者，整天和情妇在一起的路易十五已经丧失了一个国王应有的职责，他吻她的脚，给她剪指甲，不再处理国家事务，即使舒瓦瑟尔要求进行紧急会议，杜巴里夫人也要求路易十五：“必须我同意了才能走。”在她身上花费大量开支，而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中的国民，却不闻不问，甚至还出台断货令，穷人帕耶的反抗便是举起革命火把的底层人民的代表，“宁愿进监狱，也不扔妻子饿死。”于是出现了反抗者的暴动——当刘别谦呈现了皇室里的荒诞和底层人民困苦的对立时，矛盾集中在杜巴里夫人身上，而且就是通过杜巴里夫人的旧情人阿曼德连接在一起的，于是，万般无奈的革命者发出了“打倒杜巴里夫人”的口号，与之相应的则是：“去巴士底狱”——它们相辅相成，“打倒杜巴里夫人”是为了反抗像杜巴里夫人那样的权贵，“去巴士底狱”是为了解救像帕耶这样的无辜者，于是整个法国革命被总结为一句话：“这个女人毁了整个法国。”
攻占巴士地狱解救出被关押在那里的受迫害者，而这些受迫害者将矛头指向了社会统治者，当那时的路易十五已经患天花而死，包括路易十六及其王室成员都被革命者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而杜巴里夫人也难以逃脱人民的审判，“她必须去死”最后也终于成为了一种历史事件。但是很明显，刘别谦并非是想要把这部电影变成一部表现法国大革命这一宏大叙事的电影，甚至他就是为了逃避已经被书写的历史，“那些意大利影片都带有一些大型歌剧的味道，而我却与之相反，试图将我的影片脱去这种歌剧的味道，把我的历史人物人性化。对我来说，这些人物微妙的内心活动是与群众的运动同样重要的，于是我试图将这两者融合在一起。”很明显，他的“历史人物个性化”是去除了宏大历史具有的所谓政治、经济和社会原因的分析，在人物内心的展示中抵达一种真实。一种是批判用复仇来表现人民胜利光辉的历史虚无主义，一种则是用人物内心来表现历史事件的个性化处理，那么，杜巴里夫人这个人物是不是具有真正的矛盾性？
阿曼德这个人物对情节的串联似乎是刘别谦侧面表现杜巴里夫人矛盾心态的一个重要线索，从最初一幕身为洗衣工的珍妮在送衣服时和阿曼德在街角热吻，到最后被送上断头台时穿着神父黑袍的阿曼德希望解救她，无疑体现了一种爱，“我知道你害怕死，穿上我的长袍，我替你去死。”这是阿曼德冒着生命危险做出的决定，身为革命法庭的主席，是他亲自宣判杜巴里夫人死刑，但是当他在最后时刻想要不顾身份而去就她，是不是阿曼德从革命者变身为爱人？这种身份的转变恰好从历史维度和个人维度对杜巴里夫人的命运做出一种解读：杜巴里夫人从一个底层的劳动者变成国王的情妇，最后被底层人民组成的革命者送上断头台，她的这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是对权力的无限欲望，还是在权力欲望下争取更好的爱？
爱与欲望的矛盾正是刘别谦镜头下杜巴里夫人的悲剧所在，她起先是个洗衣工，珍妮是她的名字，她有着爱自己自己也爱着的阿曼德，这是最普通的爱情，但是她没有像其他的普通女人一样，把阿曼德当成是唯一不变的爱，这种对于爱的某种背弃发生在一个关键事件中：在给贝尔福夫人送衣服的路上，因为一队骑兵过来，她篮子里的衣服被弄脏了，回到洗衣坊的时候，便遭到了呵斥，老板还让她赔钱，这是在路上有过一面之缘的西班牙驻法国大使唐·迭戈前来找她，他立马赔了钱，并邀约珍妮周日去府上一座。这是珍妮矛盾的一个起点，周日原本和阿曼德约好了，但是当身为贵族的西班牙大使相邀，她问自己的是：到底去见阿曼德还是迭戈？
这种矛盾就是爱与欲望的选择，阿曼德是她爱着的男人，但是没有钱，也没有地位，这种爱换来的只能是在工作之余偷偷的接吻，五分钟似乎也是自己付出了代价获得的宝贵时间，而迭戈身为西班牙大使，出入上流社会，身上又有钱，于是她最后做出了决定，以给大使夫人试衣服为由去了迭戈的府邸，这是对爱的欺骗，尽管那时的阿曼德也跟着她去了，但是在门口珍妮让他回去，她的意思是试衣服可能会很长时间。阿曼德没有马上离开，在他的等待中，珍妮却在里面和迭戈花天酒地——她不仅仅是为了一时的欲望，她想要在这个贵族身上发现改变自己命运的东西。所以从这个矛盾开始，珍妮似乎开始正大光明表现了其贪欲的一面。
在迭戈的府邸上，来了杜贝里伯爵，伯爵看见了她，似乎也被迷上了，之后珍妮受邀和迭戈在剧场里看戏，刚好被阿曼德看见，怒不可遏的阿曼德找到了迭戈，而迭戈拿出了剑，在一旁的伯爵则递给阿曼德一把剑，于是阿曼德和迭戈开始了争斗——仿佛是爱和欲望之间的较量，结果阿曼德失手刺死了迭戈，于是阿曼德被关入大牢，甚至最后被宣判死刑。迭戈其实可以看成是杜贝里伯爵设计害死的，杜贝里伯爵对珍妮垂涎已久，但阿曼德被逮捕之后，杜贝里伯爵把珍妮带进了自己的住处，起先珍妮是反抗的，但是当杜贝里伯爵将那一串项链戴在珍妮的脖子上时，珍妮依然表现出对物质的无限欲望，在不顾阿曼德生死的情况下，成为了杜贝里伯爵的情人。
之后杜贝里伯爵为了那个30万法郎的计划，让珍妮去接近部长，甚至不惜代价让她进入国王的视野，果然，珍妮在找舒瓦瑟尔部长的时候，被路易十五看见，国王被她迷住了，在珍妮离开之后四处打听，最后终于把珍妮带进了宫里。但是进宫也只是国王的玩物，她作为情人生活在国王身边，为了使自己具有生活在国王身边的合理性，她写信给杜巴里伯爵，说国王打算引荐自己，所以必须有一个贵族头衔，于是杜巴里伯爵找到了自己的兄弟威廉·杜巴里，让珍妮嫁给这个醉生梦死的男人，以此获得所谓的贵族头衔，当婚礼举行时，威廉说了一句话：“我要和魔鬼的祖母为妻。”把珍妮说成是魔鬼的祖母，实际上指向的就是欲望中的恶，而珍妮从西班牙大使迭戈到杜贝里伯爵，再到路易十五国王，她走的每一部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珍妮始终以一种工具的身份出现，她只是男人满足自己欲望的玩偶，无论是婚姻还是名字，都被欲望化了。所以这是珍妮迷失的一种表现，但是她内心的爱却并没有在欲望的驱使下彻底消失，甚至在这种欲望生活里，她保存了微弱却专一的爱，那就是对阿曼德的爱。当她出入迭戈的府邸时，就写信给阿曼德，“我的心里始终只有你。”这也是一种对自我的表达；当她成为了国王的情妇，她向国王提出赦免阿曼德的罪，使得阿曼德获得了自由，也是在她的努力下，阿曼德成为了皇宫守卫中尉，使得两个恋人又有机会在一起；当阿曼德被释放而被带到她那里时，阿曼德被要求蒙着眼睛，当摘掉眼罩的那一刻，他看到了自己朝思暮想的爱人，这是一种惊喜，但是他同时发现自己的爱人早已经变成了国王的情妇，惊喜又变成了羞耻和愤怒，“因为你，我受了多少罪吗？”阿曼德质问她，并且希望她听从内心的召唤做出选择，但是她还是拒绝选择阿曼德。
在欲望的路上杜巴里夫人其实根本没有想要回头，也根本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已经埋下了恶的果，而阿曼德看见好友帕耶的遭遇之后，内心萌发出革命的力量，而这对于他来说，却又成为一种矛盾的选择，当在古尔丹家举行密谋会议时，杜巴里夫人乔装打扮而来，她见到了自己的爱人，并跪倒在已经成为革命者的阿曼德面前，在革命的矛头指向自己时，她问了一句：“难道我没有满足你的愿望吗？”阿曼德的回答是：“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将你从我的记忆中抹去。”杜巴里夫人问出的那个问题，其实也是她作为欲望工具的一种本能式提问，她让阿曼德获得自由，又得到了升职，在她看来，这些都是自己付出的代价，都是以爱的名义得到的结果，但是不管是被释放还是升职，其实也都是欲望的满足，而不是那种在一起的爱。
即使当阿曼德说出那句话，也不是爱的最后覆灭，他在一种两难境地中依然选择了爱她，在他作为革命法庭主席进行的审判中，阿曼德是痛苦的，一方面是那些革命群众，另一方面是自己一直爱着的女人，最后宣判她死刑的时候阿曼德的目光中只有折磨，“我必须救她”成为他对于爱的最后实践，但是那件象征救赎的黑袍终于没有披在杜巴里夫人的身上，这个计划被发现之后，一颗子弹射进了阿曼德的脑袋，他最后看着杜巴里夫人被带走而遗憾死去。阿曼德死了，意味着一生中唯一爱着的人死去，意味着在没有爱的世界里她只能成为革命的牺牲者，而最后在革命者的洪流中，在锋利的铡刀下，身为欲望象征的杜巴里夫人以一个不闭目的头颅作为最后的意象结束了自己的一生：那目光是悔恨？是羞耻？是不甘？还是爱最后被泯灭的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