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尼古拉·伊兹沃洛夫 译/张猛

《革命纪念日》（ГодовщинаРеволюции，1918）是吉加·维尔托夫在导演和剪辑上的初次尝试。多年来，这部影片被认为已经遗失，研究者也并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1967年，维克多·利斯托夫曾考证了这部由俄罗斯1917-1918年重大历史事件所构成的大型纪录片中的几个片段。

2017年，该片的完整字幕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被发现，这为完整呈现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中维尔托夫的胶片提供了可能。在这之后，修复其处女作也不再是问题。这将在实质上拓宽对这位导演的电影遗产进行研究的视野。

1918年，就像吉加·维尔托夫后来所说的那样，他通过了自己第一次“制作上的考试”1。他的处女作是一部长篇纪录片，胶片长度约3000米的大型剪辑作品，于1918年11月初首个十月革命纪念日前夕完成。该片于11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首映，正好是十月革命一周年的日子。影片的名字是《革命纪念日》。

在今天看来，这部影片的命运十分奇特——尽管其遭遇在当时并不算特殊。当时这部影片发行量很小，可以说立刻便成了“藏品级的”稀有品。在苏维埃俄国的几个城市举行首映之后2，《革命纪念日》几乎立刻便从放映市场中消失了。正片拷贝损毁、遗失。有几部在之后的两年还随着宣传列车在国内展映过，但它们也没能逃过与其他拷贝相同的命运。影片的底片多次被用于制作其他的新闻纪录片，被切割成一些短小的片段：这在当时完全是司空见惯的现象。

媒体对这部电影鲜少提及，以至于电影史学家们无从获得足够的资料而对这部神秘的电影有具体的认识。在维尔托夫的档案3里没有保存任何有关该片的文字和照片资料。在有关电影史的书籍中，它也总是被一笔带过，只有片名给人留下了一个模糊的印象。

为人所知的只有一点，这是一部剪辑而成的电影。遗憾的是，在苏联政权建立初期，电影资料被保存得很不完整，并且远不是所有的资料都做过考证。它们经常被混在一起，一部影片的片段被粘接到另一部上面。鉴于从来没有过对于《革命纪念日》的详细描述，要在大量的存档胶片中鉴别出一部电影的片段几乎是不可能的。

1969年，关于维尔托夫这部神秘影片的第一篇论文问世。这篇论文仍是迄今为止考据最为严谨的一篇，即维克多·利斯托夫撰写的《吉加·维尔托夫的第一部电影》。它不是刊登在专业的电影刊物上，而是在一本名为《普罗米修斯》（Прометей）的年刊上4，其受众主要是年轻观众，因此它并不总是会进入到当代研究者的视野。

文章的叙述引人入胜，它将档案研究和侦探追踪的方法巧妙地结合，将非常学术性的论述以一种毫不枯燥的方式组织起来。

维克多·利斯托夫采用了许多极富创造性的办法，成功地鉴别出，保存在国立电影文献档案中心（1992年后更名为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的数卷胶片来自于这部电影。

利斯托夫依托档案资料和当年媒体刊载的内容做出了一个推测：有一部分新闻片资料原来一直被认为属于格里高利·博尔强斯基的影片《十月的转折》（Октябрьскийпереворот，1917），但这部分资料的字幕是按照苏联新正字法（1918年开始实行）书写的，这曾被认为是字幕排字工人出现错误而导致的结果，而事实上这部分片段可能是吉加·维尔托夫制作的，亦即那部《革命纪念日》中的片段5。

利斯托夫还研究了其他几卷胶片。其中两卷6他可以充分确定归属，其余几卷的鉴定结果则只是他的推断。他的发现使他备受鼓舞，他在文章中写道，这部电影的鉴定和修复在不久的将来就可以实现。7

虽然已知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里保存着吉加·维尔托夫这部遗失的剪辑电影的一些资料，但研究者们能做的只有等待电影的情节单或者剪辑单出现。他们终于等到了这一天，2017年，十月革命百年即将到来的时候，电影研究者斯维特兰娜·伊舍夫斯卡娅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马雅可夫斯基基金会发现了电影的完整字幕文本，印在用于预告电影首映的正式印刷海报上。2017年11月，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举办了“十月革命‘永不磨灭的’形象”学术研讨会，在2017年11月16日的研讨会全体会议上，这一发现被带到了研究者中间并被广泛传阅。8在会议上，我与斯维特兰娜·伊舍夫斯卡娅萌生了一个想法：联合学术力量，最终修复维尔托夫的这部处女作。

早在1969年，维克多·利斯托夫就已经获知，其他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某部不明影片的一些片段，它们保存在国立电影文献档案中心，显然属于同一部制作于1918年的大型电影作品。利斯托夫在他文章的末尾写道：“就在笔者收到本文的校样之时，国立电影文献档案中心的研究员柳德米拉·希罗科娃已经成功地找到了一些电影片段并给它们排了顺序，这些片段是关于彼得格勒的二月革命、国务会议和其他一些1917年的事件的。”9

不过他只字未提这些片段已被鉴定和证明归属于维尔托夫的影片。时间流逝，六年后，在利斯托夫的著作《历史望向镜头》中，我们发现有一章讲的是《革命纪念日》，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重复先前刊载于《普罗米修斯》上的文章，并且在再次论证经鉴定属于维尔托夫影片的三个片段时，我们没有找到任何文字提及希罗科娃的发现。

研究工作再次陷入停滞。

当然，利斯托夫在考证《革命纪念日》片段时使用的证据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但要证明这些片段确凿无疑地属于维尔托夫的影片，只能看影片中的字幕（片内字幕）同剪辑单（电影最终剪辑完成之后制作的文件）上的字幕文本是否吻合。

利斯托夫本人也在文章《吉加·维尔托夫的第一部电影》中承认：“要是能找到关于维尔托夫第一部电影的详细描述就太棒了，到时候哪怕不能修复《革命纪念日》，至少也能够了解它的内容。”10

如果1967-1968年间的研究者们手头有这部影片完整的字幕单，就能更轻松地完成对影片的鉴定工作。但是在2017年之前，这份字幕单一直没有出现，直到现在完整的字幕文本被发现，我们终于有可能不只是想象它的内容，甚至还可以有足够的信心把影片完全修复。

为了找出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的《革命纪念日》的电影片段，研究人员采用的方法就是逐个镜头观看。由于现在已经有了字幕单和影片中事件的完整清单，所以研究人员便从克拉斯诺戈尔斯克档案部（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的目录中查找并从仓库调出所有主题与影片中描述事件可能有关的新闻纪录片。因为有3盒胶片——编号113071、12572和12893——已经得到了利斯托夫令人信服的鉴定，所以另外需要鉴定的胶片大约有9-10盒。

维克多·利斯托夫鉴定了与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有关的片段，同时还证明了那部一直作为单独的电影被保存在档案馆中的著名短片《苏维埃俄国的大脑》，其实是《革命纪念日》的一部分。此处需要指出，维尔托夫这部影片各部分几乎都有自己的标题，因此它们也能作为独立的影片放映。

尽管利斯托夫的论据具有创造性，但他的一些观察在如今也引发了一些疑问。譬如，影片《苏维埃俄国的大脑》就存在这种疑问。

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内有两部电影以该名称命名。其中一部确实是维尔托夫电影的一部分，其编号为12893，这是一部相当长的短片，胶片长度共317米。

第二部短片编号为12913，是在稍晚时间重新制作的，和原版相比进行了大量的删减。制作时间不早于1920年的春天，彼时所有的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已经有了新的职务，除此之外字幕大体上保留了原来的内容。譬如，原版的字幕是这样的：“乌克兰谈判事务苏维埃和平代表团团长，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拉科夫斯基同志”。在精简版本中，“苏维埃（советской）”被错误地替换成了“совета”，并添加了拉科夫斯基从1920年春天开始担任的一个新职务：“现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还有一个例子。在原片中是这样写的：“军队装备紧急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成员，克拉辛同志”。而在修改后的版本上增加了“现为外贸事务人民委员，苏维埃驻伦敦贸易代表团团长”。Л.Б.克拉辛也是从1920年初春开始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两个日期的重合就可以使我们准确断定这一版本的制作时间。除此之外在这部影片的字幕上还添加了一个标志，“А.Д.创作”，这是伊尔库茨克的“Дон-Отелло”发行公司的标志。这使得我们在确定吉加·维尔托夫电影的发行区域时，显然不能局限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

由于重新制作的影片经过了大量删减（还有可能是没有完全保存下来），缺少了一些苏维埃领导人——譬如列宁——的相关细节。因此现在的观众会产生这样一种感受，即利斯托夫在谈论《苏维埃俄国的大脑》时，指出的电影档案号是正确的，但描述的时候却似乎完全是另一部影片。

他论证了为什么片中没有列宁，本该会有他的哪些影像，并精准地推断出，片中应该有拍摄于1918年10月、列宁和邦契-布鲁耶维奇沿着克里姆林宫散步的镜头。事实上的确是这样：在编号12893的影片里这些都存在。利斯托夫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如今我们不得而知。可能是50年前的档案目录采用另外的编写方式，可能是它归属另外的机构，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剪辑单都描述详尽，或者两个不同的短片被安放在同一个编码下面。无论如何，利斯托夫都准确地描述出了短片的内容，它制作的时间晚于1918年，事实上是由一些维尔托夫也曾经使用过的资料构成，确实用到了《革命纪念日》原片的部分字幕，但是根据现在发现的影片的原版字幕文本，这个短片可以确定不是《革命纪念日》的片段。

这样一来，利斯托夫发现并足够确凿地鉴定为属于维尔托夫影片的片段就是一个（情节为“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档案编号13071，这是利斯托夫从格里高利·博尔强斯基的影片《十月的转折》中分离出来的，论据充分）。他还正确地鉴定了关于1917年夏天在莫斯科举行的国务会议的短片同样是维尔托夫电影的一部分（档案编号12933-Ⅱ）。

他的研究结论是这样的：（1）电影资料是1917年的；（2）字幕遵循的正字法始于1918年；（3）事件阐释的观点角度明显是布尔什维克的。但这里由三种交叉的观察结论构成的影片归属鉴定方法并不完善。问题在于，与1917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国务会议有关的影像只是另一部表现该事件的大型电影的一部分，维尔托夫将它用到了自己的纪念日作品中。但这部电影的其他部分，维尔托夫并没有用到《革命纪念日》里，如果这里采纳利斯托夫的方法，则这些部分也同样可能属于维尔托夫的电影。但这样一来就可能出错。譬如，在《革命纪念日》的字幕单里我们能读到：“在会议上组建了由第4届国家杜马成员构成的集团。”片中也确实有这段字幕。但是在档案馆里还有一个短片保存在同一个档案编号之下（12933-Ⅰ），片中也出现了这一事件和相似的字幕，但更为“布尔什维克”，对参会者带有批判的态度：“在会议上，第4届国家杜马成员这一小撮彻头彻尾的自由资产阶级组建了一个集团。”这段字幕并不属于维尔托夫的影片，而且，有关维尔托夫影片字幕的“布尔什维克性”的证据虽有说服力，但也不充分。

众所周知，电影《革命纪念日》是一部大型影片。到底它是由多少部分组成的，尚无法确认，但显然应当有12到14个片段。这在《历史望向镜头》一书中有提及，在维尔托夫本人提供的信息里也能看到。11但这个参数同样具有不确定性。问题在于，当时还没有现在采用的标准，即一部分就是一“盒”——通常为300米的胶片。那个时候对影片组成部分的理解更多地是一种剧作学上的概念，而一盒胶片的长度有可能从150米到300米甚至更长不等。相应地片盒的数量也可能不等，并且一个剧作部分也可能放在两个盒子里。因此组成部分的数量和片盒的数量并不总是重合。甚至有时候我们似乎已经找到确切的信息，比如在利斯托夫的书中有1921年那辆宣传列车上的影片清单，上面列出了《革命纪念日》的11个部分，并指出胶片总长度为3545米，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一锤定音地说，实际上这部影片的长度是多少米。我们不知道这份清单是否足够准确，不知道由宣传列车的仓库保管员负责清点的影片各部分——即盒装的胶片，其米数是否与维尔托夫的原版相吻合。完全有可能的是，影片的某些部分已经遗失了，或者保管员也有可能将别的片盒记入了本片档案中。因此就连维克多·利斯托夫在书中曾引用的、来自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从1992年起更名为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文献都不能被视为完全准确的信息。也就是说电影的总长度有可能——几乎是确实如此——是另一个数字。

研究者的任务在于，获得了字幕单之后，看完所有与《革命纪念日》中的事件有关的电影。这些事件包括：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二月革命，1917年之夏，临时政府，莫斯科的国务会议，莫斯科以及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撤销立宪会议，《布列斯特和约》，捷克斯洛伐克战线上的国内战争，喀山、萨拉托夫与赫瓦伦斯克的1918年之夏，以及最后一个事件——在1918年开始形成的劳动公社。研究者必须看完几十个片卷，将它们与字幕单做对比。值得庆幸的是，很多片段鉴别起来都相当简单。似乎最难鉴定的部分是1918年的战争以及劳动公社的镜头，但恰恰是这些短片最先被找到，并且它们在技术上被保存得很好——不知何故它们很少受到关注，也很少被再利用，尽管这部分新闻片资料在其他的影片中确实出现过并为人所知。然而此前没有人将所有这些部分视作维尔托夫的电影而收集在一起。这样说来，这份鉴定工作不单只是繁重，并且与其说是繁重，不如说是要求繁多：它需要专注、细心，需要检验足够庞大的档案号清单。通过这项工作，维尔托夫的电影片段成段地被发掘出来。显然，在这之前它们没有被鉴定过，通常以一些临时暂定的名称在档案馆被编目存档。所归入的时间也非常随意，比如“劳动公社”这一事件在归档文件中不是被归入1918年，而是1925年。

通过档案检索，下面一些编号已经被验明，它们完全与剧作组成部分清单和1918年海报上的字幕文本相吻合：

《彼得格勒的革命》，编号12962；《莫斯科的革命》，编号11549；《临时政府》，编号12837；《克伦斯基政府》（编号12837的续篇），编号12572（利斯托夫文中所示）；《国务会议》，编号12933-Ⅱ；《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编号13071（利斯托夫文中所示）；《莫斯科的10-11月革命》，编号12722；《第一批决议》，编号13045-Ⅱ；《立宪会议的开幕与解散》，编号12521；《布列斯特和约》，编号11755、553、549、12807；《苏维埃俄国的大脑》，编号12893（利斯托夫文中所示）；《捷克斯洛伐克战线》，编号12799-Ⅰ-Ⅱ-Ⅲ（这里包括了第1部分“喀山”、第2部分“萨拉托夫、赫瓦伦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乌拉尔”）；《劳动公社》，编号11920。

这些短片的胶片总长度达到了3000-3100米，包括有可能来自新闻电影的片段在内。

在浏览档案资料，将其与剪辑单核对的过程中，研究者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1967年12月14日由希罗科娃编写的剪辑单上，我们不仅看到了吉加·维尔托夫影片被完整保存下来的一个片段，还看到了它的标题字幕：“革命纪念日，第1部分，2月-10月”。希罗科娃做出注释：“据推断，这部影片的第2部分是编号为11549的影片，第3部分编号为12837。”然而，虽然我们完全能理解这里说的是哪部影片，并且大字号的标题也不会使人产生怀疑：我们看到的就是影片的片名和教育人民委员会电影协会的标志，但是要确定它是吉加·维尔托夫的电影仍然完全不可能！希罗科娃在做出几个短片属于同一部电影的推断时，很自然地围绕字幕的顺序编号、字幕的字体、影片中发生的事件及其顺序、新正字法和旧正字法同时出现的特征（当时排字工人还偶尔会错误地按照旧法则排字幕），进行了极为细致的观察。维克多·利斯托夫也做出过同样的观察。

并且，这部短片在电影档案馆目录里的片名也是临时暂定的“彼得格勒2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纪念日”。令人奇怪的是，在利斯托夫的文章以及希罗科娃的档案工作完成50年之后，电影的准确片名仍然没有被列入到档案目录中去。这一状况也推迟了《革命纪念日》的发现和鉴定。应当指出，这部电影其他片段的标题多数也都是缺失的。显然，这是因为一卷胶片的头尾部分总是最先磨损和断裂。所以当影片进入到档案馆时，通常会获得一个临时性的片名，有时仅仅是根据保留下来的第一句片内字幕而定。在《革命纪念日》保存下来的几个部分中，只有四个独立的部分或者说是片内影片，保留了原来的名称：“革命纪念日”“莫斯科的10-11月革命”“立宪会议的开幕与解散”和“苏维埃俄国的大脑”。

档案专家希罗科娃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同样应当予以注意，影片第1部分的影像质量很差。与此同时，希罗科娃当时曾参与处理过硝酸胶片的原底正片，这些正片的一部分曾被上色。在影片另一部分的剪辑单中我们找到了确切的说法，这部影片的片内字幕曾被涂上了红色。由于那些当时专门为电影制作和打印的字幕（片内字幕）质量不差，因此这部分影像质量不佳证明维尔托夫本人使用的就是经过翻印的素材，这使得《革命纪念日》当时已经不再处于技术上的理想状态。我们在胶片上可以看到多次翻印的痕迹，不同胶片的齿孔留下了交叠的痕迹。

也就是说，在电影上映的那一刻，它的许多与1917年有关的片段影像质量就远不够理想。然而所有1918年年初之后拍摄的资料、在这一年创作并进入影片的镜头——“喀山”“劳动公社”两个段落——技术状况都很好。显然，有别于1917年的资料，这些不是翻印片。或许，影片这些片段的正像是用原底片印制的，因为1918年的资料是由电影委员会的摄影师们拍摄的。如果要修复影片，那么就需要考虑到这一状况。的确，如果可以在别的影片中找到某些镜头的原始资料，那么我们就能够改善影片的技术质量。到时候就只需将这些镜头用原底片印制出来，插入到影片中。但这个解决方案中存在“非历史真实”的问题，因为维尔托夫本人呈现的电影质量就不够好。那我们该怎么做？改善维尔托夫的作品？还是尊重维尔托夫在191812年制作电影时就存在技术状态不佳的事实，只对影片进行复原？在修复早期电影的时候，总会面临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学者们一直未能最终解决。

就这样，在连续梳理那个时间段所有的几十盒新闻片过程中，我们不时发现影片的片段，在将它们和原始字幕单对比后，能够百分之百确定地证明，我们看到的正是《革命纪念日》的片段。自然，影片制作时的技术条件非常有限，我们甚至不能确切地查明，它被印制了多少份拷贝。但我们可以从一些资料——譬如格里高利·博尔强斯基的回忆录——中了解到，当时一些重要影片会发行4-5份拷贝，一些极其重要的影片，包括《革命纪念日》，拷贝数量会达到40份。13博尔强斯基的文章被其他一些作者引用，显然，维尔托夫的电影理所当然能达到40份的上限。但维尔托夫本人在1940年的文章《新闻影片的历史》中，描述了他是怎样“进行他的第一次考试”的：在这之前，他还完全是个年轻人，在电影行业工作不到半年。他讲述道，自己要同时应付30个剪辑师，仿佛是在完成一场同时对弈的象棋比赛。14（在另一篇文章里，他又说拷贝的数目是50份，而剪辑师不知为何减少到了25个。15)

他需要记住数量庞大的剪辑镜头、单独制作的字幕、它们的顺序以及其他细节。需要在脑海中同时记下30个不同拍摄场地里的242个情节——这是一项惊人的工作。我觉得，对此我们也能够进行考据学的观察，结果将能说明很多问题。

如此一来，最少有30个剪辑师在同时剪辑30个正片拷贝。那么电影的负片——通常只有一份——是怎样的呢？它是否是完整存在的呢？我们都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即1919年3月，弗拉基米尔·加尔金主持莫斯科电影委员会新闻电影处工作时，曾迫使维尔托夫修复在这之前制作的《电影周》。16但是这个“修复”一词意味着什么呢？难道半年的时间里它们就完全损坏了吗？再者，如果正片拷贝已被分发到各个电影院，并随着宣传列车到达苏维埃共和国的各个角落，那还需要修复什么？如果说突然需要修复《电影周》，那么有没有可能也同样需要修复电影《革命纪念日》呢？

维克多·利斯托夫作为孜孜不倦的维尔托夫研究者，某天援引了一份与这个话题有关的文件，非常有趣。电影委员会曾发布一则机打通告，存放在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里。在这份通告中，我们可以读到：“（1919年）3月24日，部门负责人委托摄影师维尔托夫同志通过选配所有已发行期次的底片，修复电影委员会被磨损的新闻片。维尔托夫同志接受了托付给他的工作。据他呈交的总结所述，该新闻片所处的境况很糟糕——根据报告里的描述，那儿就是‘底片、正片、字幕和剪余片的大杂烩’。”17

维尔托夫在电影委员会工作后，负责从摄影师那里接收拍摄好的胶片，对其进行清点，很难想象他居然能容许重要资料的储存工作如此混乱。可是，他不得不跟随宣传列车离开莫斯科，因此他并不总是能对影像资料的清点和保存进行监督。但理论上讲这项工作正是委派给他来做的。

因此，他不得不处理这些各种各样的材料构成的“大杂烩”。这里面会有剪辑过的影片的正片，单独的底片片段，没有底片、单独拍摄的字幕。维尔托夫被指派的工作是选配《电影周》的底片，因为显而易见，制作完成的影片的正片没有必要剪辑。

然而，想必要把那个时候的底片整理好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摄影师们将拍摄好的资料底片送到电影委员会。这些胶片被粘接成特定情节，再用它们印制成正片的片段，接着在里面插入字幕画面，字幕通常由摄影师本人撰写。这样一来，成片都只是正片拷贝，而底片还依然是那些粘接起来的很短的情节。与此同时这些底片可以部分用来印制《电影周》单个情节的正片。它们也可以被用来插入其他的影片之中。

维尔托夫在修复《电影周》时曾做出解释：这部系列新闻片许多缺失的底片都是被用到了影片《革命纪念日》中。18这一状况也能够解释我们在维尔托夫修复的新闻片中发现的一些偏差（利斯托夫在自己的文章中指出了它们）。19因为有时候维尔托夫不得不补全那些缺失的字幕，在这种状况下他有可能会弄错片内字幕的编号。

现在我们已经发现，《革命纪念日》的某些片段没有在影片中留存下来，但它们出现在《电影周》里。譬如，“《布列斯特和约》”这一段落的结尾在影片中缺失，但它出现在了不同期次的《电影周》中。下面便是该段落最后4个情节：8.签订和约后，国家迅速转入和平生活，彼得格勒的涅瓦河上出现了瑞典的商船队；9.大批俄国残疾人被释放回国；2010.因战争被驱逐出祖国的难民扩散到被占领地区；11.苏维埃俄国的国界线确立。

这是不是意味着，维尔托夫在修复《电影周》时，会将半年前从新闻片中剪出的底片片段从影片中提取出来，物归原处？尽管这也可能纯粹就是自然损耗的结果。

在对比影片字幕单和电影里留存下来的字幕时，有一点需要注意，《革命纪念日》的某些片段具有不同的字幕流水编号。比如说，电影的前五个片段——“彼得格勒的革命”“莫斯科的革命”“临时政府”“克伦斯基政府”和“国务会议”，海报上采取了从1到74的流水编号。而电影里面则是另外的编号。这种现象的出现，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字幕过长。它们没办法容纳在一个镜头内，因此被分割成几条短字幕，并按字母顺序标号。影片最开始的一条字幕是这样编码的：“1.三年战争带来的奴役、重负，以及食物的匮乏，于1917年初在民间引发骚乱。1a.恐怖氛围弥漫。政府机构摇摇欲坠，腐朽堕落的政权无力。1b.抚平人民大众的情绪。（接下来海报上编号2的字幕和电影胶片上的1b内容相匹配）2月25日彼得格勒的暴动加剧。群众走上了街头。”

第二个原因是，《革命纪念日》的某些片段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了自己的编号，因为，它们显然是其他早先制作完成的电影中的片段。

还有一个观察也能佐证这一假设。影片的一些独立部分——“国务会议”“苏维埃俄国的大脑”“捷克斯洛伐克战线”——与《革命纪念日》在字幕组成和数量上是完全同一的，但相比于在电影《革命纪念日》里的长度，保存在档案馆里的片段要长得多。这只能说明一点：维尔托夫是从成片中剪出来他的影片《革命纪念日》所需要的部分。因此，这部电影是一部结构非常复杂的影片，其中有被再剪辑的1917年的新闻片，配以新的作者文本，有来自于1918年影片的大块段落。很有可能，1918年夏天之后发行的《电影周》的一些资料，也被用作这部巨作的剪辑素材。但《电影周》的情节在影片中并不太常见21，而1917年斯科别列夫斯克启蒙委员会制作的影片和1918年出品的苏联影片片段在维尔托夫的电影中占了很大的部分。

如此说来，关于《电影周》的资料是《革命纪念日》主要取材来源的假说很可能会被驳倒而不是被证实，尽管一些维尔托夫的研究专家将其作为一条公理对待。影片《捷克斯洛伐克战线》（摄影师彼得·叶尔莫洛夫，包括3部分）22的例子显示，第3部分的结尾被列入《电影周》第22期（“奔萨”情节）23，但找到的字幕单显示，进入到《革命纪念日》的是前面的第2部分和第3部分的前半部。也就是说，《捷克斯洛伐克战线》的资料分散在不同的影片里，而不是被复制到其中。

为《革命纪念日》的前几部分和1917年的《电影周》撰写作者文本的人显然没有撰写电影字幕的经验，它们显得十分冗长，一块银幕无法容纳。可以推断这个经验不足的人有可能是维尔托夫本人。所以另一个打印字幕卡的人不得不缩短字幕并用字母编号，以便不打乱它们的顺序。

其实，一些研究者认为，维尔托夫有一个合作作者，他们甚至指出了这个人的名字——萨维里耶夫。维尔托夫承认，萨维里耶夫“为某些部分制作了字幕”24，并称他为“文学家”，尽管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萨维里耶夫作为摄影师而知名，为后世留下了1917年莫斯科革命事件的珍贵照片及其他作品。他最为人熟知的是《尾巴》系列作品——在当时人们通常这样称呼排队的队伍。25他既拍摄了二月革命的莫斯科，也拍摄了十月革命的莫斯科。他有一个兄弟瓦西里，也是一位摄影师。他们曾经是文学家吗？要评判这一点很难，我们不知道他们有哪些文学作品。但在列夫·库列绍夫和亚历山德拉·霍赫洛娃的印象中，萨维里耶夫兄弟是电影委员会非常优秀的新闻摄影师：“萨维里耶夫兄弟的摄影作品最突出之处在于对情节具体细微的把握、堪称典范的构图和高超的技术水准……”26

那么，影片《革命纪念日》的保存完整程度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可以综合一下考据学方面的观察。影片中所有的字幕都曾被编号。所有剪辑镜头上都有所谓的起始号码，即印在镜头间隔处、从粘接处开始的第三帧上的数字。这些数字的对照有力地证明了影片几乎百分之百被保存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影片中字幕的顺序和海报上的字幕顺序完全吻合，也可以看到电影各部分间片内字幕编号的精确顺序，以及情节间起始号码的顺序。

现在，通过字幕对比在档案馆鉴定出的片段，我们可以确定影片由多少部分组成。这里的“部分”有两重含义：首先指的是剧作上的段落，第二重含义是指一卷胶片，通常它也被称作一部分。最终我们可以统计出，在《革命纪念日》中共有14个剧作部分，由13卷胶片构成。

在影片中可以发现一些枝节插曲，它们显然与最初的剪辑没有关系。譬如，在《克伦斯基政府》（编号12572）这个短片中有一个镜头，是克伦斯基与突击营的女兵们在一起，这个镜头来自电影《攻占冬宫》，它拍摄于1920年秋天。27而这个镜头出现在了1917年夏天的新闻片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有趣的张冠李戴现象，应该是《革命纪念日》所在的宣传列车奔波在全国各地直到1921年。因此，1920年的影片里的镜头完全有可能进入到宣传列车的放映项目，然后被剪接到《革命纪念日》中，这时已经是国内战争期间，要知道在1921年之前，这两部影片很有可能处于同一个影片库中。理论上可以推断，这种粘接是由维尔托夫本人完成的，他曾在宣传列车里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

至今仍然存在考据学问题的片卷只有一个，那就是关于签署《布列斯特和约》的段落。迄今为止已经被鉴定过的所有片卷中，字幕都是按苏联新正字法书写的，并与海报上的字幕文本完全吻合。但在这个有关1918年3月《布列斯特和约》签署的短片上，情形却有所不同。我们找到了一些和海报的字幕单上完全一致的字幕：“在这座建筑里，进行了关于停战的谈判”“保加利亚的代表们：团长冈乔夫，顾问阿纳斯塔索夫博士”“戈夫曼将军受遣参加会议，同在会场的还有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全权代表”“利奥波德·巴瓦尔斯基王子签署停战协定”。但所有这些字幕都是按旧正字法写的。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尽管没有出现“俄国代表卡缅涅夫同志、伊奥费同志和卡拉汉同志受遣参加会议”这样的字幕，但这些人物出现在镜头里时，正是按照这一顺序：卡缅涅夫、伊奥费、卡拉汉。

我们可以推测，在这里维尔托夫的做法和他对1918年的其他新闻片的做法一样：选取其他影片里已剪辑完成的片段，保留原字幕。所以在字幕里保留了1918年3月还非常普遍的旧正字法规则。12可是为什么只有部分字幕是吻合的？为什么有一些字幕在维尔托夫的片中是缺失的？可能这是《革命纪念日》的供体影片之一，是没有被维尔托夫再剪辑的原件。但现在我们不能够证明这一点。我们也没办法确切地证明，维尔托夫使用了这部短片以及旧正字法的字幕。但情节的相似和字幕的相同证明，正是这份材料出现在了维尔托夫的影片中。

正如我们先前提到的，这个片段结尾的四个情节令人惊讶地在《电影周》不同的期次中被发现，而不是其他地方。28这是不是维尔托夫式的、对《电影周》进行的“负片选配”呢？他是不是以牺牲自己的影片为代价对新闻片进行修复的？

或许，在修复电影的过程中还会有其他的问题不断出现。但现在已经清楚的是，《革命纪念日》这部百年来一直分段保存的影片终于要合为一个整体了。五十年前由维克多·利斯托夫和柳德米拉·希罗科娃开创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我们可以自信地说，这部电影正在我们眼前从一片废墟中获得重生。

注释

1参见吉加·维尔托夫《遗产：文章与演讲》（С.伊舍夫斯卡娅、Д.克鲁日科娃主编），莫斯科：爱森斯坦中心出版社，2008，第2卷，第320页。

2据维尔托夫回忆：“我需要在非常短的时间里做出一部长片，然后在十月革命纪念日之前分发到共和国的各个地方。”参见吉加·维尔托夫《遗产》，同上，第320页.

3(1)保存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编号2091。

4(2)《普罗米修斯》，莫斯科：历史传记年鉴出版社，1969，第7卷，第127-135页。

5(3)档案编号13701（“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段落）。利斯托夫引用了旧的编号-12499，这种编号方式后来被更改。

6(1)档案编号12572（“临时政府”段落）和12893（“苏维埃俄国的大脑”段落，内容是关于第一届苏维埃政府的）。

7(2)《普罗米修斯》，第135页。

8(3)有关搜寻字幕和确定作者的详细情况，可参见C.伊舍夫斯卡娅的《吉加·维尔托夫被遗忘的影片》，《莫斯科国立电影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

9(4)《普罗米修斯》，第135页。

10(1)《普罗米修斯》，第129页。

11(1)参见В.利斯托夫《历史望向镜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5，第178页。书中提及构成影片的短片数量大约为11个到13个，维尔托夫在各种回忆录里提到的组成部分数量也在这个范围内。

12(1)参见Г.М.博尔强斯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苏联电影艺术的诞生·电影史一瞥·资料与文献》，莫斯科：科学院出版社，1959，第2辑，第99页。

13(2)参见吉加·维尔托夫《遗产》，第2卷，第320页。

14(3)同上，第164页。

15(4)1918年春，吉加·维尔托夫受邀负责莫斯科电影委员会定期制作的系列新闻片《电影周》的剪辑工作。从1918年6月至1919年7月，以苏联摄影记者在宣传列车上拍摄的资料及其他纪录片资料为素材，维尔托夫共制作了39期《电影周》，为他的第一部长篇纪录电影《革命纪念日》积累了经验和素材。——译注

16(1)中央国家十月革命档案馆，第2306号资源库，第21号清单，第12号文件，第46页。（转引自В.利斯托夫《两期〈电影周〉：针对苏联纪录片诞生进行的争议和讨论》，载《电影艺术》1968年第5期，第99页）。

17(2)参见В.利斯托夫《吉加·维尔托夫的第一部电影》，第7卷，第135页。进入到《革命纪念日》里的《电影周》情节的完整清单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的维尔托夫档案室可以查到：全宗号2091，案卷目录号2，案卷号381。

18(3)参见В.利斯托夫《两期〈电影周〉》，第98页。

19(4)这条字幕后同时集合了第3期《电影周》的若干个镜头。参见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档案，全宗号2091，案卷目录号2，案卷号381。

20(1)参见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档案，全宗号2091，案卷目录号2，案卷号381。维尔托夫列举了进入到《革命纪念日》里的、来自《电影周》的50个情节。（维尔托夫还提到过一个出现了军事部长古奇科夫的情节，来自第35期的《电影周》，但不能被列入《革命纪念日》，因为这一期的新闻片于1919年2月面世。）这部电影有242个情节。因此，《革命纪念日》的绝大部分（约80%）与《电影周》没有关系。

21(2)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档案编号12799，编目名称为《红军攻克喀山、辛比尔斯克与萨马拉》（1918）;872米。

22(3)参见《苏联新闻电影，1918-1925——简明目录》，第1卷：定期新闻片，莫斯科，1965年，第23页。在这一期《电影周》保存下来的拷贝中，情节的构成要比说明中简要得多（参见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12235号档案）。

23(1)参见吉加·维尔托夫《遗产》，第2卷，第164页。

24(2)参见《星火》杂志，第39期，1917年10月8日。

25(3)Л.库列绍夫，А.霍赫洛娃《电影50年》，莫斯科：艺术出版社，1975年，第66页。

26(4)参见《苏联故事片——简明目录》，第1卷：无声电影（1918-1935），第21页。一份影片拷贝保存在俄罗斯国家电影摄影文献档案馆，编号1940。

27(1)维尔托夫在1918年3月的片段中插入了1917年12月拍摄的新闻纪录片，当时谈判刚刚开始。同样的一份新闻纪录片材料保存在德国的档案馆，上面用德语标注着同样的字幕。但德语材料上面的时间是正确的——1917年12月。

28(2)《电影周》第3期（带着俄国战俘回国的场景）、《电影周》第1期（出现奥尔沙的难民的片段）以及《电影周》第5期（涅瓦河上的瑞典邮轮）。

文章来源：《世界电影》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