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6-10-31

红莓:他们都是受难者

很久以前看的电影，后来也读过小说。七十年代的苏联作家对社会道德问题尤其关注，读过一些像艾特马托夫、特里丰诺夫、阿斯塔菲耶夫、邦达列夫的非战争小说、都对这个题材用力极深。当时读的感觉是整个苏联社会似乎都被抽空了，物质化了，作家们找出的病因林林总总，不外乎西方腐朽思想的入侵、传统的丧失、道德的沦丧等等。如今来看，他们没有说出，或者不敢点出真正的恶源，这是一场极权主义的大灾难造成的“饥荒”和“断裂”。有些小说家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只能旁敲侧击。譬如特里丰诺夫的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个中学教员，对历史课本中教条式的灌输心存疑虑，当一个女生朗朗背诵着“伊凡雷帝消灭大贵族的进步性”时，教师想着：“把丧尽人伦的行动，涂抹上正义色彩，还教给孩子们，可怕。”

至于这部《红莓》电影的可贵意义在于，它力图恢复和呼唤俄罗斯传统中的“囚徒－受难者”形象。斯大林把俄罗斯变成了一所巨大的监狱，囚徒沦为贱民、可以无条件压榨的工具，且得不到任何同情和帮助（否则连坐）。囚徒以正面形象出现，在苏联是具有颠覆性的。五十年代后期，《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已经营造了受难政治犯的群像，引发了一轮解冻时期的劳改营文学浪潮，官方也乐于促成与斯大林时代决裂。在七十年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府在理想日益教条和失效的情形下，试图以物质和福利“赎买”人心，造成道德虚空的状态。舒克申以一个小偷的痛苦灵魂告诉人们：实际上，情况并没有实质改变，也许更糟，以前他们还有倾倒污水的明确靶子，现在他们发现，根源和污点就在自己身上，自己已被塑造成一个失去人味的零件了。所以主人公一定要以他“妥协性”的死亡，来照亮这一可悲的黑暗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