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刘国君导演，发现他并不是想象中粗犷的东北汉子。采访前的简单沟通，便能立刻感受到他身上体现的温和气质和眼神中流露的细腻情怀。
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的他平素喜好哲学、文学、电影和音乐。因为拥有历史专业的知识背景，令他在纪录片的题材选择和主题表现方面会无意识地用历史的思维思考问题，用历史的眼光去审视社会。在他看来，历史题材纪录片最难能可贵的是在枯燥冰冷的历史中发现动人炽热的情感。
广州纪录片节：
如何看待目前国内的纪录片行业？
刘国君：
纪录片发展到今天，是十五年前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做纪录片很艰难，但还是有很多人还是坚持下来了。首先，出现了很多像广州纪录片节这样的传播平台，给纪录片人提供了展示作品，寻求投资的专业平台。
同时，现在国内的评奖活动非常多，这个不能说纪录片人不重视，这是专家、政府、观众对我们的肯定。但我相信，一个成熟的纪录片人并不会很看重评奖，他更会在意自己的作品能被多少人看到。
这些年纪录片理论的发展也非常快。从事纪录片创作的人也越来越多，一个很欣喜的现象是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加入到这个行业。同时，现在很多高校都开设了纪录片专业，教学生去拍纪录片。
目前，纪录片的市场很好，政府重视，从政策，投资方面进行引导，这个对纪录片的发展非常关键。更不要说各种社会资金的进入，社会组织的介入，我认为以上种种为纪录片走向辉煌提供了非常好的条件。”
广州纪录片节：
您目前在筹备新的作品吗？有意向继续参加广州纪录片节吗？
刘国君：
有，刚报完名。完成《科恩眼里的中国》后又做了一部关于广播剧人的历史题材纪录片。现在广播剧越来越小众化了，但从我接触广播剧创作者的经历看，我认为他们有很多故事，如果这些历史我再不去收集、不去整理，过几年后就没有人能再说清楚了。到现在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像样的广播剧史。最主要的是，我想通过口述历史的方式，讲述广播剧艺术家们的故事。”
广州纪录片节：
对即将踏入纪录片行业的年轻人有什么建议呢？
刘国军：
从我自己从业多年的经验来看。第一，得有思想。有一定的理论水平，思想高度决定你能走多远，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得有知识。我觉得一个人做完一部纪录片后，他会成为这个方面的专家。比如我做《科恩眼里的中国》，在这之前我对中美关系没有什么认识，但当我做完后，可以说，自己成了50年代中美关系的半个专家了。有了丰富的知识才能深入进去，填充历史的空白；
第三，得有独立意识，有批判精神。用纪录片的方式影响世界，不仅是表达观点而是改造世界。从近几年的获奖影片可以看出，他们都是在进行社会调查，但是又不仅仅停留在揭露，他们作为一个主体去干预现实。我认为这种意识是非常宝贵的；
第四，得有一个好身体，同时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做纪录片是非常辛苦的，要挺住，耐得住寂寞，一般两三年才能做出来。因此，从事纪录片更需要一种使命感，一种责任意识，不为名利，才能踏踏实实做出一部好片子。”
广州纪录片节：
您怎么看待纪录电影上院线呢？
刘国君：
我的想法是，纪录片更多的还是同步电视媒体。能上院线当然好，但不要把这当成唯一目标，先把纪录片行业的生态营造好，培养受众，营造好整个市场，也许到那个时候观众会要求在电影院看一些片子。
在当前纪录片产业过热时，我们应当保持冷静的思考。最近几年，国内的纪录片节太多了，但优秀的片子很少。在过热的时期应该冷静下来，这纯粹是我个人的一点担心。”
一如刘国君导演所说，在中国纪录片的发展逐渐走向辉煌的同时，纪录片人应该冷静下来。如何扶持优秀纪录片导演的创作、提高受众的观影素养、优化产业的发展生态也是广州纪录片节一直以来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