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3-25

民警故事:胡同警

主角是中年的片儿警国立。他管辖着104个自然院，2300名居民。那片灰灰的四合院成为京城过往生活形态最后的活化石。如今，住在这些经过自行改造的四合院中的人们又是改革开放变革的亲历者。国立正是在这样的新老交替的环境中工作着。民警的工作比人们想象中琐碎得多，大到刑事案件，小到家长里短，都要管一管。
1990年代中期，北京城的很多四合院和胡同夷为平地，高楼大厦拔地而起。普通百姓的生活也由于客观环境的改变而被迫调整。城墙象征着边界，把人们的生活围拢在一起。四合院这样的民居形式也是符合传统文化中围拢的生活状态，有利于居民之间建立亲密关系，保持了中国传统道德系统的稳定性。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居民形式和农村民居差别很小。
影片的第一场戏是国立带着新来的民警连贵去四合院熟悉工作。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街走巷，从街道路过繁忙的大马路，转到小巷中。街景中：骑车匆忙的人们，公共汽车、面的、小巷中的压路机等等，各种不同的环境声交织在一起，构成形态丰富、既具生活质感的场景。导演一直用跟拍的方式，景别、机位、声音（保护对环境声的处理）的频率等上基本保持固定。他们谈话的内容，既有拉近彼此的家常话，也有工作的安排，和作为师傅的经验之谈。终于到了他们管辖的片区，身后是刚刚拆迁完的平地，眼前是接近天际线的高楼。这个段落的落幅镜头，俯拍他们穿过小巷，镜头慢慢升起，定格在一片灰色的四合院和接近天际线的高楼，鸽子飞过，骑车在环路上奔驰。在这个段落中，国立表达了他对楼房的期待，不仅是从工作角度而言，更加有一种改善生活质量的期许。
胡同是呈现京城百姓生活状态的空间。这里既有穷苦贫民遮风挡雨的斗室，也有清贫文人的陋室、富贾巨商的宅院。随着四合院的拆迁和胡同的消失，由明清两朝建立起来的乡土城市形态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符合现代都市结构的楼宇和社区。各种不同时期产生的建筑群，把城市拼贴为一个复杂、纷繁的都市。这种突变很快改变了城市的空间结构，断送了城市千百年了历史、文化沉淀。
狗，一种与中国人生活最为亲密的动物。它是忠实的代表，看家护院的责任让它成为中国家庭模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今，狗在家庭生活的意义发生了变化，它成为生活水平的象征，具有现代性意义的“闲暇”感。
导演赋予民警打狗行动很强政治隐喻。民警从派出所骑着车，拿着打狗棒，不紧不慢的去找狗。废弃的王府成为一个重要的视觉观察对象。摄影机的视点并非一味聚焦于民警身上，对王府的仔细观察、端详，让观众感觉到摄影机视点的主观化。这是导演克制、客观、距离感的心态的表现。等民警追着狗跑出院子，在胡同里追踪的时候，摄影的机位常常设在胡同的拐角处，狗/民警进画，从纵深到前景，摄影机跟着他们的运动轨迹转弯，出画。这样的拍摄视点都显得格外冷静旁观，参与感很弱。该段落的最后定格镜头是民警们在河边痛打疯狗，后景是北京的箭楼。箭楼，再一次提醒观众故事的时空背景。这个段落中，作为第三方视点的摄影机是整个故事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它代替了一个默默关注的视点，不露声色的表达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这是一部个人风格极其浓郁的影片，长镜头、纪实手法、同期音、中景等视听语言，似乎处处张显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光辉。但是，导演这种刻意而为之的距离和游移的姿态，远离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影片中那种切肤之痛的关怀，显得非常理性而克制。虽然，长镜头依然可以比较完整的记录下一方水土，现代化的都市元素，凌乱而破碎的铺成在影片的后景中。但是，运动视角所产生的俯仰的变化已经不再是肉眼所能企及了。导演在纪实风格的表面风格下，呈现出戏剧性张力。
《民警故事》延续了《找乐》的视觉语言，但是其视点的改变，也就改变了本来的镜语关系。比如，《民警故事》更多了采用了人全的景别，比《找乐》要大一些。所以，镜头所涵盖的信息相对更加丰富。画面中出现不再仅有自行车和行人，而出现了汽车，以及车水马龙的景象，后景的房子变高，商铺的门脸也漂亮了。这些商业社会的元素代替了原来单一的城墙。更重要的是，画面中高楼与平房、古建筑与新地标等这类新旧北京的符号同时出现在镜头中。此刻的北京，其地方性的特色正以不可逆转的趋势消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