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3

莫扎特传:导演说

原籍捷克的美国导演米洛斯·福尔曼曾因导演《飞越疯人院》（1975）一片而驰名西方影坛。《莫扎特》的成功使他再度成为奥斯卡奖的得主。影片是英国剧作家彼得·谢弗根据本人同名舞台剧改编的，两者都被他称为“以莫扎特为主题的幻想作品”，但舞台剧的重点是“萨列里——一个狂人的回忆和他的嫉才”，而影片则突出莫扎特和他的音乐，影片几乎涉及了莫扎特一生35年中最后10年间的所有主要事件。在舞台剧里，音乐只是通过一种暗指的固定音型加以表现；而在影片中，音乐成为了作品的中心。观众可以听到莫扎特的《费加罗的婚礼》、《魔笛》等著名歌剧，若干协奏曲与《安魂曲》的片断。全片的情节是在萨列里“现时”对他谋害莫扎特的追悔和表现这一经过的“闪回”场景的交替中展开的。原文片名“阿马迪斯”是莫扎特全名沃尔夫冈·阿马迪斯·莫扎特的中间部分，原有“受上帝宠爱”之意。而影片中萨列里之所以要谋害莫扎特，正是因为上帝对他“不公平”，他要对上帝的不公平进行报复。萨列里生来就只有一个夙愿：做一个当代最伟大的作曲家。他曾祈求上帝：“我离世后，让人们因我的作品而永远怀念我的名字吧。”为此，他时时在上帝面前发誓要坚守忠洁、勤勉与谦卑。饶有讽刺意味的是，上帝让他成了欧洲著名的作曲家，但却偏偏又让他长寿，使他目睹自己的音乐的过时。最后他只好悲痛地眼看自己慢慢消亡。莫扎特在他眼里只是一个野夫、一个好傻笑又爱讲下流笑话的俗子，而上帝却赋予他写出“上帝之声”的天才。为此他甚至愤然把耶稣蒙难像扔进了壁炉。在这里导演再次刻画了他在自己的影片里所热衷于表现的“叛逆者”：一个敢于向上帝挑战的人。当然以“叛逆者”而论，萨列里的对立面莫扎特首先应该属于此列。在他对权贵们的态度中，在他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乃至在他的音乐创作中都显示了这一点。他的作品与当时单调模式的音乐迥然不同。被当权者们认为放肆、无法无天的《费加罗的婚礼》一剧的作曲即是一例。此剧因具有煽起阶级仇恨的潜在危险遭到贬斥，而莫扎特竟敢向皇帝面陈其力作之新颖与构思之巧妙，表现出毫无顾忌的精神。但和福尔曼先前那部刻画一个敢于顶撞铁腕护士长的“疯人”麦克默菲的《飞越疯人院》相比较，《莫扎特》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后部除了描写叛逆之外还特别刻画了社会中同一阶层的人际（萨列里与莫扎特之间）关系。所以从表现内容来看，这部影片受到西方电影界的特别重视，看来也并非偶然。
影片上映后在商业上获得极大的成功。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它具有传统的美国音乐传记片的某些特点。影片使人想起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翠堤春晓》（1938）和《一曲难忘》（1945）等片，甚至在具体表现手法上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在《翠堤春晓》中，施特劳斯在与卡拉·唐娜一起乘坐马车来到维也纳鸟林时鸟雀声与马蹄声和节奏等的配合曾使他产生灵感，创作了《维也纳森林的故事》。《莫扎特》中也有类似的手法：当有一次韦伯太太在家里训斥女婿莫扎特自高自大和虐待她女儿时，莫扎特立即意识到她那尖声的呵责可被借鉴来写成《魔笛》中的《夜皇后》咏叹调。但这部影片在历史真实性方面似乎曾引起评论界更多的非议。它甚至被认为是对历史、对莫扎特本人的歪曲。主要理由是它已超出了一般“艺术加工”或“艺术破格”的限度。“艺术破格”是指艺术作品中那些可被接受的“破格”。如电影中莫扎特与康斯坦策只生了一个孩子，而实际上他们曾有六个孩子，其中四个是生下后不久死去的。这种省漏使影片避免了零乱和啰嗦，虽然莫扎特家庭生活中这一事实如向观众道明，很可能会赢得他们对莫扎特的强烈同情。但有些内容则不然，它们使知情的观众难以容忍。如据不完整的资料记载，确有理由相信莫扎特身材矮小、喜欢台球和粗俗玩笑，他也爱花钱、溺爱妻子和热情奔放，但影片为了说明天才有其独特的性格，并由上帝所赐，莫扎特竟被表现成一个狂饮好色之徒。再如那首《安魂曲》是莫扎特在保证守密的条件下受人委托创作的，并非由萨列里乔装成莫扎特父亲上门索要。委托人是位伯爵，他要把这首安魂曲作为他自己的作品献给妻子。所以萨列里在莫扎特临终前逼其创作此曲的内容纯属虚构。而康斯坦策此时不在莫扎特身边之说更属杜撰。据记载，1791年深秋莫扎特卧病期间始终“由康斯坦策与其小妹索菲照顾”。
影片还因“蓄意”给观众留下错觉而受到指责。有的研究者指出，影片中的许多场景似乎支持了萨列里的观点：莫扎特的自负和猥亵的言语证明莫扎特不配得到他的那份天赋。在当时维也纳平民中讲粗话本属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而影片却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莫扎特是唯一欣赏脏话的人。同样，当他愉悦地告知皇上他把《费加罗的婚礼》里的二重曲转变成三重曲，又把三重曲转变成四重曲时，影片也没有表明这种喜悦并非出于自以为胜人一筹，而是因为他乐于创作谐趣的结构。而这种创作热情正是莫扎特音乐的特点。还有评论指出：影片结尾部分显示莫扎特是冷冷清清地被下葬在一个穷人公墓里的，但据记载：“按照当时维也纳的习俗，他被安葬在城外圣马克斯教堂墓地中的一个公墓里。”假若如后来的报导所说：“下葬时无哀悼者参加，那是与当时维也纳下葬的习俗相符的，但据扬1856年所述，萨列里、斯迈尔、范斯威滕及另外两位音乐家里当时在场的。风雪交加之说不实，那天的天气是宁静的。”可见，除了天气之外，影片制作者似乎没有歪曲历史，但如果对当时维也纳的习俗不加说明，现代人自然会产生错觉，把冷冷清清的下葬与下葬在公墓一并视为穷人下葬的象征。片中莫扎特的遗体被随意扔到地上与其他尸体一道暴露于风雨之中的场景实际上更加深了这种错觉。
总而言之，本片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谢弗的“幻想作品”，但空穴来风，幻想并非没有根据。普希金就曾于1830年写过一部讽刺短诗剧《莫扎特与萨列里》，说萨列里用毒酒害死了莫扎特（该诗剧后来又曾被改编为歌剧）。剧中有萨列里下列独白：
我妒忌，我妒忌。
天哪，
神圣的天赋、不朽的天才
竟不是奖给
自我牺牲、灼爱、劳作、
热情和祈求的人，
却偏偏光顾
一个狂妄者、一个浪荡子，
那还有什么公正可言？
噢，莫扎特，莫扎特！
影片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导演在艺术处理上有他个人的创新或独到之处。他选了一个名气不大的演员阵容，但他们的表演达到了他的艺术要求。影片被誉为“视与听的享受”。为了给影片增强某种历史气氛，福尔曼曾率领摄制组回到捷克斯洛伐克，在莫扎特的歌剧《唐·乔瓦尼》首场演出的布拉格泰尔剧院实地拍摄。影片中音乐与剧情作了富有感情与想象力的穿插安排，其中就包括莫扎特的上述一系列名剧与名曲的片断。音乐由著名英国指挥家内维尔·马里纳指挥，由“圣马丁在田野里”室内管弦乐团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在片中有效地起到了两方面的作用：一、它作为背景音乐，有力地营造了氛围；二、它又是情节的一部分。影片行将结束时声与画的结合更显出艺术的感染力：音乐演奏的是莫扎特的《安魂曲》，银幕上看到的则是一组漫长、无言的出殡镜头。这真是福尔曼的神来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