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07-01

怒海孤舟:偏见，打破还是印证？

《救生艇》让我想起很久之前读过的一部短篇小说《海上扁舟》。后者同样讲述了在一艘不及浴缸大小的救生船上，人类如何艰难求生的故事。不同的是，小说人物被设定为厨师、记者、加油工和船长，虽然也具备明显的个性特征，描写重点却偏向于大自然。《救生艇》似乎更愿意讲讲“人”，而不是海。就这一点而言，它倒是和李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更为贴近。

和希区柯克的其他影片相比，《救生艇》的气质明显不同，不论是在题材还是拍摄技巧方面。这部电影被认为是希区柯克在“简约主义（minimalism）”艺术方面的重要实验：无闪回、切换镜头，不采用配乐，全部拍摄都在制片厂的摄影棚进行……这些都不能不说是这个古怪又满腹才华的胖子的又一创举。这部电影也被认为是希区柯克的“有限布景（limited-setting）”电影之一（他的《后窗》、《电话谋杀案》也可以归入此类），并出现了他电影作品中难得一见的“群像戏”。这使人自然地联想到之后的一些电影，譬如《十二怒汉》，继而计算着两者有多少相似之处，后者又可能受到了前者的多少启发。

《救生艇》拍摄于二战战况最为激烈的时期，这也使得它看上去政治意图十分明显，于是也削弱了希区柯克电影中许多招牌式的悬疑元素。虽然从人物设定上不难看出影片对于种族、阶级和性别等方面问题的思考，但政治的主题依然主导了整部电影。因此上文所说的“群像”，本质上也只是表现出二战双方在精神上的较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故事原作者约翰·斯坦贝克决意要把自己的名字从主创名单里划掉，他的自然主义倾向和希区柯克风格化的呈现之间，本身就有太多分歧。

这种政治意图不仅反映在电影里，还出现在当时各方的评论声中。就在1944年1月13日，《救生艇》在美国上映的第二天，《纽约时报》便撰文表示了对电影的不满，认为它美化了纳粹，并且有抹黑民主制度的嫌疑。虽然不管是哪一方，都把反对纳粹作为了默认的前提。

这些争议现在看来已经变得陈旧，无关宏旨，至少也已没有当时那般激烈。在观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脑海中出现的，反倒是另外一个古老的争议：强奸一个妓女比强奸一个修女严重吗？在《救生艇》中，这个问题完全可以转化为：一个纳粹士兵一定比一个普通人该死吗？

我惊讶于自己为何会对这两个问题的答案产生怀疑，因为我一度以为自己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毋庸置疑，站在人道主义的高度讲，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真正困惑的，是人类的偏见。

所以我更愿意把《救生艇》看作是一部解构偏见的电影。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政治正确只是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捷径，这种观念是现成的，不需要经过思考的。我并不否认这些政治正确，只是认为它在人们大脑中形成的脑回路过于简单，限制了人认知的养成。就像许多解构犯罪的电影，《救生艇》给我的答案是，偏见的问题是无解的。

有趣的是，在单向空间最近出品的一个视频节目《十三邀》里，许知远表达了他制作这个节目的初衷，“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我突然很赞同这样的表述，没有偏见，就没有对世界的看待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