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节子在《女儿，妻子，母亲》诠释的角色，很难不让人想到她在《东京物语》里的扮相。两人都是未亡人，不同在于前者是从家里出嫁又回归家庭的女儿，后者是嫁入家庭又出去独自过活的媳妇。作为家庭内部的边缘角色，两人都成为年迈父母唯一能够依靠的对象。

这当然具有讽刺意味，同样也是事实真相。按照儒家文化传统，赡养父母的责任应该由儿子承担，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倘使家庭和谐，情况尚好，终归是责任分摊。一旦家庭陷入利益纠纷，自身难保，“烫手的山芋”自然会抛给家庭内部的边缘个体，而且往往是女性。

为什么这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东京物语》成了刻画东亚家庭困境的杰作？以经济学的视角观察，公平是主要根源。谁都不想放弃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样也不愿独自承担所有责任。“蛋糕”能公平分配自然最好，可现实不是理想，总有错综复杂的人性要素在衡量利益。

最终，子家庭的利益胜过母家庭的血亲关系。甚至于，血缘因为羁绊反倒有推脱的借口。“接盘”的总是那些游离家庭内外的边缘人。像《女儿，妻子，母亲》的女儿，《东京物语》的媳妇，她们都是未亡人，而且没有自己的家庭需要照顾，她们应该做奉献者和牺牲者。

这就是传统东亚家庭里女性的地位。要么依靠夫君（出嫁），要么依靠父母（未婚和亡夫）。当她独立，抚养父母的担子就要由她挑起；当她回归，侍女的工作得由她担负。倘使她还有几个小钱，谁都会想办法从她身上捞上一笔。总之，她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