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2-19

杀人有理:某一瞬间我几乎要被杀人犯说服

看Arthur Dong的纪录片，很容易动摇。

他关于同志压迫的三部曲——《走出枪口》（Coming out under fire），《杀人有理》（Licensed to kill）和《家庭的根基》（Family Fundamentals）分别制作于1994，1997和2002年，是非常典型的小成本访谈类的纪录片，没有特别戏剧性的安排。

应该也不太可能有。

Arthur Dong的手法很简单朴素，但意外地让人有些震惊和困惑。

我困惑于他的立场。

《走出枪口》采访了几位同志老兵，是非常鲜明的关于美国军队同志政策的主题。老兵们被拍得很柔和，他们自己所讲述的故事，虽然现实，但是很幽默。导演基本是隐藏于镜头之外的，没有参与，显得很中立，但因为老兵们的可爱，又可以感受到他对于这些人的温存。

然而，从《杀人有理》到《家庭的根基》，导演显然有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到他的声音，他的评论，甚至他对于拍摄当事人的劝说，但是，我却又觉得他是中立的。其实很多关于同志的纪录片都有着类似《走出枪口》这样的设置：采访一些有着另一些共同身份的LGBTQ，听他们怎么说，让LGBTQ的观众产生共鸣、爱慕或者希望，让非LGBTQ的观众产生可能些许的共情，然后，大家可能觉得，同志这件事没什么，大家都是一样的人，慢慢地，接受会到来的。

非LGBTQ的观众几乎要被LGBTQ人士说服了。于是，在很多同志纪录片里，产生了一种反向于异性恋世界的话语权——同志们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他们作为主体，更容易被接受。

但接受这件事，根本就是粉饰太平。

《杀人有理》和《家庭的根基》这两部纪录片，把“接受”的假象撕得粉碎。如果说《走出枪口》是让同志发声，那么《杀人有理》就是它的反面，让反同杀人犯发声，而《家庭的根基》则是让双方——同志和他们反同的父母——一起对话。事实上，他们没有对话，没有交流。整部影片里，导演给孩子们播放他所拍摄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反同言论，儿子挂了妈妈的电话，奶奶一心想用治疗法和宗教让自己的孩子“回到正途”。

先说《家庭的根基》好了，因为接下来关于《杀人有理》的想法，可能会让很多人更加不适。如果说导演在《走出枪口》里保持着对同志老兵的温存，那么他在《家庭的根基》里，对于那些父母的温柔一点也没有减少。正如前文所言，我觉得他是中立的，他的中立不在于把人们的想法都表现出来，不管是同志还是反同，他的中立不是冷漠的，他的中立是矛盾的。他显然并不认同那些母亲所谓的“治疗法”，但他认同亲子的爱，以及，他坦然面对对于同志的不接受，尊重反同父母对于宗教的虔诚。

一个拍摄同志压迫的导演，接受“不接受”，并且给予了“不接受”全面的表现，这是我在其他同志纪录片里很难看到的，这让我动摇。在同志纪录片中，直人甚至是反同人士，他们很难真的有正面的描绘以及话语权。我们在观看这些影片的时候，潜意识会觉得自己是开放的、是好的、是进步的，而同志的形象，无论多么励志，总带点受害者的色彩。如果不是看了《杀人有理》与《家庭的根基》这两部影片，我可能不会意识到同志在这些影片中的“特权”。

《家庭的根基》里，情感的矛盾是很容易理解的，一方要过自己的生活，另一方觉得这不正常，双方都觉得对方不理解自己，但他们毕竟是亲人，他们是爱着对方的。当导演给中年出柜的女儿看妈妈的录像，女儿很激动地完全否则自己的母亲，导演却说：“可是她是爱你的。”女儿一时语塞。这时再回想前面种种的拍摄，你会发现，Arthur Dong的镜头给那些反同的父母也留了一些温存。虽然，有时有些可笑。在影片的最后，导演拍摄了母亲的祷告，一长段，看似保守但虔诚的祷告。宗教在她的生活里如此重要，看到这里，你甚至很难批判她。

那一刻，我是动摇的。并不是对同志态度的动摇，而是对于我们把接受同志这件事当做“绝对的正确”这个态度的动摇。在同志这件事情上，其实我们非常容易陷入一种弱者有理的陷阱里——因为长久被压迫，所以同志就一定是弱者，所以你们必须接受我们，不接受的就是不正确。Arthur Dong的影片让我突然醒悟到，可能不接受才是常态，而这些不接受的人，在大多数同志片里没有被全面地描述过。他们可能是很好的人，他们可能也会想，为什么你不能接受直人的生活。

接受本身是应该被倡导的，但是强迫他们接受，可能会变成另一种非黑即白的极权。

这个想法，在我看《杀人有理》的时候，不断地折磨着我。

拍摄《杀人有理》是一件让人非常痛苦的事情，无论是对导演还是对观众。导演自述曾经被恐同人士袭击，面对这些杀人犯，让他感觉再一次受到了伤害，但他还是要问这些犯下hate crime的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作为观众，我也非常痛苦，因为这是第一次，看一部满是恐同言论的影片，并且，我不恨他们。

你真的很难恨他们。Authur Dong镜头下面的杀人犯，干净整洁，有的谈吐诚恳，过了那么多年以后，有些人已经改变，变得柔和；有的玩世不恭，依然带着优越感和歧视，但他在谈论其他东西的时候，却有着幽默感。但你也真的会很痛苦。那些轻佻、蔑视和偏见的眼神从镜头里看着你，让人非常不舒服，更何况，现在的话语权在他们手里。你会发现，一旦他们拥有话语权，也可以把道理讲的头头是道，似乎“不接受”就真的“有理”了。而最令你绝望的是，他们的态度那么真诚，他们现在感到内疚，为的是自己曾经犯下的杀人罪，但对于同志这件事，打自内心依然保留偏见，并且在他们自己的话语里，保留偏见这件事，有它的正当性。

而崇尚自由主义的我，有一瞬间几乎要被说服，是啊，他有不接受的自由，为什么逼他接受，强迫这件事是不对的，他的错，在于杀人。

这些杀人犯，不少自己就是同志，但只有一个人最后接受了这件事情。也有一些曾经受到过同志的性侵，让人不禁还感到同情。还有一个一心想从政的黑人年轻人，你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受到了白种异性恋霸权的种种教导，他把自己当做白人，把自己当做异性恋，他说，我不认同homophobia这个词，phobia这个词表示“害怕”，我不怕同志，我讨厌他们。

在接受和不接受这件事上，语言上再有道理都是枉然。Kenneth Jr. French是最让我痛苦的一个杀人犯。他思路清晰又固执。他第一个出现在银幕上，说，我觉得很多人，那些犯下hate crime的人，大多数都觉得自己是正义的，所以才会这么做。他说的头头是道，仿佛自己不曾是其中一员一样。他是一个军人，因为反对克林顿总统对于取消同志不能参军的政策设想，闯入一家餐厅，无差别射杀了五个人，为了向政府宣誓自己的愤怒。他说，1964年开始有了运动，一瞬间，大家都一样了，男人，女人，黑人，同性恋，所以他们就觉得别人要去接受他们，可是怎么可能。我们在学校里不再谈论耶稣，因为老师说，这会冒犯到不信耶稣的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是的，我也觉得这是不对的。我也觉得，让别人都接受一个群体，那是不可能的。这个人坐牢不是因为他歧视同志，歧视依然是他的自由，他要悔改的是杀人。

他反对同志参军，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少数群体，而少数群体，在语言里，就以为这弱者，这会削弱合众国的军事。他说他很后悔自己做的事情，如果让他一条命换那五个人的命，他也愿意。这一时刻，我感到很慌张，因为他正如我所想的那样，悔改了自己法律上的罪行，而我几乎无法指责他。而且他在言语上那么巧言善辩，就好像我一样善于诡辩。

Arthur Dong问：“那对于那些你所歧视的同志，你想过吗？”

整部影片，在导演的参与中，这一个问题，特别重要，也特别关键，把我从动摇里拉了出来。Kenneth Jr. French愣住了，嘟囔说，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一瞬间，他所建构的那个情绪稳定、真心悔改、会讲道理的形象，突然就分解了，他说，对于他们，我没有内疚，我依然是这样觉得的。

《杀人有理》就好像一个话语的圈套一样。你会发现当杀人犯掌握了话语权的时候，他也有让观众认同的能力。当天平开始倾斜的时候，导演的介入让这个全套结束。从这个层面上来讲，Arthur Dong依然是中立的，你的悔改和你的不悔改，统统都给你拍出来。

然而，这三部影片，依然让我感到痛苦，这是一种认识到人类无法改变的党同伐异本性的痛苦。

时至今日，有着移民身份的Arthur Dong还会如何看待这个问题，我真的很好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