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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历史》作为一部典型的法式喜剧小品，在笑点制造与情节编排上做出了微妙的类型改良。笑点的制造除依赖于“段子集锦”逗笑观众外，还集中体现在人物的基本表演与动作上，德雷平&科文似乎沿袭了过往作品中性格傻气、肢体僵硬、表情丰富的人物设定，通过笑料赋予人物窘迫感，这种“窘迫感”很重要，因为在导演的作品序列中这类人物通常是落魄的无产阶级，他们或负债累累或深陷失业危机，这使观众不是简单地同情人物的境况，而是时不时地哭笑不得，在喜剧与悲情间找到平衡点；情节编排上，三个主角的故事线相互紧密织补，观感很接近吉罗迪的喜剧片：文本信息量大、隐喻密集，但剪辑节奏却很快，观众只能抓住一些情节表面的“症状”进行应激反应，当然，由于情节本身通俗简单，观看自然是比较轻松的。

之所以认为这部电影在喜剧类型片上做出了改良，是因为每一个“段子式”情境都是独立的点状单元，有别于以往戏剧冲突连贯的喜剧写作模式，强烈的戏剧张力被抑制，呈出平面化的影像质感，叙述口吻扁平，叙述视点分散，我愿意把它描述为“情节化的苏雷曼电影”，苏雷曼电影重在引导观看，德雷平&科文则重在直白地说。

苏雷曼电影的精髓在于不作评论式地引导观众去看，就像《必是天堂》中的各个情境，乍一看很容易摸不到头绪，每个独立情境中似乎塞了很多符号性的元素，很多观众会针对某一些具体的元素进行文本解读，但作者本身的态度或许只在于呈现情境，不在于过多地引发观众的联想。之所以觉得《删除历史》和苏雷曼有类似之处，也在于这种“看起来说了很多但一时间观众很难理清头绪”的直陈手法。当然由于它是一部黑色幽默的类型喜剧，本身情节是足够丰满的、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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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故事设定在法国郊区的社区，主要人物通过邻里关系维系，我认为导演隐形中构建了一个模范化的社群空间模型。

《删除历史》通过直白的通俗喜剧表达对社会议题的思考：信息时代科技支配生活、甚至扮演剥削者形象，手机与电脑屏幕、银行贷款、云端数据等元素作为符号漂浮在生活中，阐明导演对智能化、网络信息隐患、消费主义的焦虑。而在一系列的宣教之下，是对人文主义的迫切召回。这种“召回”体现在三个角色结成相互慰藉与鼓励的“破坏者联盟”后，以人力对抗科技的公路之行。三个主要角色似乎是一体的，住在同一个社区，所处的阶级一致，经济状况也很类似。尽管每个人的生活遇到了不同的麻烦（仅仅是完善故事的需要，对每个角色进行情节分配），但他们的立场却很一致，包括看待问题、处理问题的角度，这也是他们能够结成“联盟”的叙事前提。

我认为导演对没有边界与距离感的虚拟网络空间持悲观态度，所以在乡间寻黑客(GOD)这场戏里，人物在巨大的风车下所做的搜寻动作，是对失落空间的一种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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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历史》的表现形式针对“媒介”议题作出了有趣的回应。手机与电脑屏幕以媒介拼贴的方式大量出现，成为新的视觉“界面”，在“闯入谷歌数据中心”这场戏中更是直接挪用手机直播的形式强化议题。“媒介是人的延伸”可以比喻为媒介成为了人的“义肢”，手机直播通过远程在场的形式实现人物身体的衍伸，同时将新的视觉体验带给观众。抖音/快手视频是否具备“电影性”或者“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影像”，我认为本片在这个问题做出了一点尝试，我们可以期待未来是否有更多元的表现形式能够将视频影像与传统的电影统一为新的概念。在一些抖音快手的土味段子里经常可以感受到人物通过荒诞、夸张的表演流露出的肢体训练。女主人起身穿越室内开门，观众才发现安放家具的“客厅”其实是后院，利用空间错觉制造喜剧性，有点与塔蒂的喜剧电影进行回应的感觉。后者在《玩乐时间》中展现了现代主义空间对人的异化/规训，实际上也是一种“超现实的喜剧”。

“段子”只是填充电影内容的素材，它的来源可以很广泛。我觉得关注点或许应该放在导演如何处理素材的手法上，而非“段子”本身。而我们在思考导演的处理手法时，或许可以对剪辑的节点、演员的肢体动作重新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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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历史》表达的不激进呈现出了新的影像趋势。在2020年看到的几部影片，例如《太棒了》《亿万富翁》都有类似的叙事形态，从平推的事件流中察觉人物的微观情绪变化，而非将人物置于一个戏剧化的情境中。

或许《删除历史》仅仅是呈出数字化时代三位主人公的生活切片，而玛丽与前夫的情感关系是怎样的、波特朗与前妻的故事是怎样的，我们一概不知，但仅仅从数字时代他们的生活境况中我们可以推测一二。当人物最终选择了删除自己数字时代之前的“历史”，意即选择了放下过去，如此，这种指涉给观众留下更多的宽慰。在当下的数字化时代，对于很多人而言，技术时间与日常时间是等价的。我支持导演反科技的立场，但也珍惜当下在网络上所记载的日常生活的每一秒。

《删除历史》最后的落脚点是温情的。尽管最后对抗失败了，但我认为结尾是很完美的。因为结尾没有否定人与人之间的真挚情感，朋友间的笑声仍然在通过“隔空电话”传递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