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2-04-16

中学:几点思考

法國電影理論家Christian Matz有句很有名氣的話，“一部影片太難解釋了，因為它太容易看懂了。”張虹的《中學》，作為一部紀錄片，沒有旁白，沒有訪問，只是擷取羅列香港兩所中學的日常教學活動，內容一目了然。而就是這種簡單不加解釋的內容，卻能讓我饒有興致又充滿思考地看下去。我想這正要歸功與它原汁原味的拍攝手法，因為在完全真實自然又不加創作者主觀看法影響的狀況下，你才會去思考，去發現事件真實存在的問題。可是，當我真的試圖通過這個片子去挑出香港中學體制的問題時，我又發現這是那麼的難，因為導演把問題全都留給了我們。原本應該處於人生最美麗時期的中學孩子卻都有一雙麻木的眼睛，當我想把緣由與憎恨歸功與那些僵化固執的教師時，卻發現他們對待教育竟然也是真誠的。這真的應了Matz的那句話，《中學》雖然很容易看懂，但若真的把它本來想反映的問題解釋出來，還真的不容易，畢竟不同的人看见不同的东西。
《中學》選取了香港兩家有不錯聲譽的英語授課中學來拍攝，一家是聖保羅女校，另一家是英華男校。雖然學生性別不一樣，但能很清楚地感覺到這兩間學校都非常注重培養學生的行為舉止，這是大陸的大多數中學所看不到的現象。影片開頭一個重要的場景就是聖保羅中學專門為學生在外大聲說話這件事開集體大會，如果作為校方，可能會對自己的管理政績相當滿意：老師高高在上，學生服從聽話。但作為一個旁觀者，就會質疑這樣嚴苛又恐怖的教育方式是必要的嗎？訓話的老師在禮堂講臺嚴肅地說：“你一次如此說話，很容易講第二、第三次，就會成為習慣，要戒要改的時候，就要努力。但你不開始這樣的講話，你是不需要面對這些惡習的。”大聲講話在中學里被定義成“惡習”，隨後在這個集會上說話的同學也要被領袖生紀錄名字，“待到考試後再做處理”。這樣看來，如果有学生开口说话，那麼學生就处于与学校的权力关系当中，說話的音量高就會觸犯禁忌，事实上这样做非常符合学校的情况，在作為管理者的校方看来，學生們的感受和意見有時候是不重要的，因為更方便管理好服務於自己的聲譽。權力與教育，這兩個話題到底相不相關，影片本身當然沒有給我們答案，創作者似乎也更願意讓觀眾自己得出結論。
雖然沒有旁白，沒有任何先前的資料背景，但學生操練著一口不熟練的英語讀課文，教師時不時地參雜中文去解釋“三民主義”，這些明顯的現實證據都說明了他們的母語不是英語，卻必須用這種語言去交流，用這種語言背後的文化去滲透教育。片中有趣的一個場景，英華書院中女教師為了要學生接受另一老師的懲罰，既要想辦法消散學生的怨氣，又要讓學生學習以退為進的孫子兵法，到最後竟可妥協到不用認錯又可平息事端的共識，完全是西方因材施教式最精準的說明。而同時，也是這間學校，到了学年的尾声，校長卻在集會上講，“我们要面对校内外的考试，现在学年快要结束，我们为了考试成绩患得患失，更为了将来而踌躇。”“为了考试成绩患得患失”，這句話恰好也是香港作為中國一份子千百年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證據，在意升學和考試。觀眾會看到兩種文化的碰撞沖擊著中學的教育，也看到香港人要主動拋棄自己的身份和文化的那種恐懼和不安。千百年來的教育習慣是根，而香港人卻不得不說丟就得丟，當戲劇課上女孩子以美丽和爱情为人生理想，男生以賺錢好工作為最高目標時，我們自然會看出，如果教育并不令人生活得更好，它也就自然而然遭到普遍的置疑了。觀眾通過這些訊息，當然會隱約感受到，西方英才施教塑造“自我”為目的教育短时间内很难看到真正影响，而中國的“根”又不得不丟掉，這樣的教育沖擊時間久了真的會出事。
《中學》這種最直接的拍摄手法，事先不会判定一个人的好和坏，就像你在真實的生活中接觸到的人，需要慢慢去認識。影片里有很多對教師工作的描繪。剛看到他們，你會覺得他們嚴苛古板，幾乎讓人深惡痛絕，比如那個無聊到提議制定女生需不需要把襯衣放進褲子里的女老師。但漸漸的，你會發現，雖然這個機制不完美，但幸好它還擁有一些懂得教育是甚麼的老師。比如那個即便用英語講三國演義還逗得全班大笑的歷史老師。比如聖保祿一個演講老師在催完作業後課說，“（同學們）平时不要做一个麻木的人，这是很吃亏的。不知道为何愈大，愈高年级的人，便愈是麻木，我真不明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教育制度的失败，教她们麻木，其实我们很应该是敏锐，做个古灵精怪的人。”看到這段話時，我也深深同意。教育應該是“自我”的诞生，至少教育的过程不该像食品罐装的过程，不是每个人都该被标上同样的生产原料，同样的制作工艺，同样的保质期。一部紀錄片能夠帶給我關於教育這樣的啓示，便已足夠。
這樣的纪录片對我們生活的普通角落进行观察、记录、分析，某些时候，甚至发掘出真相内部隐藏的不为人知的秘密。同樣，教育體制的問題，甚至更多現實的問題，不仅仅存在于国家社會宏观的领域，而是伸向了日常生活之中，在這裡，他們可能更复杂、更具渗透性，值得我們用最自然的方式紀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