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记者的周浩举着他的摄像机开拍纪录片，用不失悲悯之心的镜头照见了当代中国在底层摸爬滚打的芸芸众生百态。周浩不缺精准毒辣眼光，也不缺优秀获奖作品，几乎每一部纪录片都打中了社会之蛇的七寸：《厚街》照见城市化进程中的打工农民，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底色；《高三》照见应试教育下的家校师生，他们是中国未来的期冀；《急诊》照见生死边缘处的医护病患，他们是中国砥柱的侧影；《棉花》照见现代产业链上的普通工农，他们是中国背面的常态······但笔者更好奇的是《差馆》系列，有人说《差馆》中记录的生活是“无聊”的，但笔者在观看这两部片子时最大的感触却是“精彩”。这一主题何以有那么大的魅力，让周浩在2010、2011年连续拍了两部？要回答这一问题，或许可以回归到新纪录运动中去。

《差馆》开场不是差馆，而是差馆门前的火车站广场。周浩将舞台设定在春运期间的广州火车站绝非空穴来风。火车站“最能体现‘盲流’问题”，“著名混乱的广州火车站”是90年代盲流的“进口”。春运场景也为事件发展预设了众人渴求阖家团圆的特定背景，让发生在火车站派出所的一切琐事显得格外急迫、无奈和心酸。全国各地来的农民工，因公司初创，暂未盈利，发不出工资，没办法回家。在整个事件中，有谁做得不对了呢？老板没有故意拖欠，员工并非存心偷懒，或许只能归咎到市场经济竞争的残酷性头上。但即便知道了是谁的问题，派出所又能如何解决燃眉之急呢？能解决的问题有是有，从自己的腰包里掏出五块十块，让那些缺乏能力、自尊和警惕心的人们勉强吃上一顿饭、搭上一辆公交车，找回丢失的物品，送回走丢的小孩，安抚受伤的青年，开解多疑的白领，递给走投无路的人一杯水。但更多的时候，警察只能将人指引到救助站去。民警自述，98%的问题，票的问题，钱的问题，身份证和户口本的问题，都是解决不了的。甚至民警也会基于实际考量，将一些矛盾冲突撇出自己的管辖范围，比如劝被偷被打的拾荒人下次还手捡对方的垃圾，颇为讽刺。

春运期间，火车站广场熙熙攘攘，触目所及就是人、人、人，像蝼蚁一样。人在做什么？周浩的镜头与反方向奔走着的人流擦肩而过，一个一个的人抬头看了一眼又别过脸去继续赶路。这一个运动长镜头的表现形式像极了红毯栏杆两旁的摄影师对着走过的明星拍摄，但内容却是冷淡蜡黄的面孔，不是光鲜美艳的亮白笑脸。观众期待在镜头前逐次出现的是高挑模特，但周浩用相机告诉观众，生活现实里装不下那样的尤物，装的只是灰蒙蒙的平民。他从镜头发出的眼光是尖锐的，他用镜头传达的观点是冷酷的，但他对被拍摄者却又是温情的，因为他确实在用报道明星的方式报道着这些无名之辈，让原本不被看到的众生被用一种颇为正式的方式被看到、被关注。

正因为众生不曾被看到，所以当众生真正被照见时，当矛盾真正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在观众眼前时，这一场面其实颇令人惊奇。《差馆》和《差馆Ⅱ》各以“救助站”和“拘留”为主题展现了两组矛盾：总是依赖救助站的和坚决不去救助站的，前者宁愿年年吃救助站的泡面，也要给钱都寄回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后者宁愿饿肚子睡大街，也放不下脸面去救助站。故意犯事以求被拘留和决不愿意被拘留的，前者讹诈民警只为被关注却被赶走，后者铤而走险只为谋生却被拘留。还有为了兄弟情谊而有意喝酒袭警进来的、明明诈骗强拉了很多人却直接被放走的。民警本试图解释是否申请拘留的边界，但欲言又止道“分寸很难说的”。

在《差馆Ⅱ》中，周浩在原先自己的视角和民警视角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视角，即众生自己看自己的视角，三者间又形成了对话。在拘留所中的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与他们对话并无妨碍。周浩自己采取了旁观者视角，剪切掉了自己的说话声，但却已经替观众与拘留所的人们和民警对话，询问他们的想法和看法。被关进来的人看法大同小异，同在“糊口钱难赚”，异在面对生活的态度各不相同，有积极乐观的，有悲观厌世的，有愤世嫉俗的，还有麻木不仁的。但民警表示已经对这些生活中的苦难习以为常，同情不过来了。不珍惜自己，犯了事还找借口，这有什么好可怜的？尽管周浩自己似乎并不完全是如此认为的，因为他毕竟是在关注着他们了。更别说，这些被拘留的人似乎想得比民警们更深刻：一位受过毛老教育的老人家声称“恨邓小平”，说这些都是他造成的。以前的时代什么都不用钱，要苦都苦，要富都富。二三十岁最辉煌的时候，毫无报酬地去加班，这就是信仰。现在就不行了，都得问多少钱，中国人素质倒退。

影片似乎平铺直叙，颇为单调，两部片子都没有配乐，也不出现画面中人之外的任何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周浩及其运思的不在场。例如前半部分出现的一个镜头，广场上警察举着喇叭说提前四个小时可以进站，让大家快点候车，并不仅仅是对警察行动的简单记录，还起到了背景信息的提要功能，派出所当差的人还有着这份算不上“救急”的工作，后文中也会出现提醒来派出所的人们尽早进站的情节，前后形成呼应。这种呼应并非出自情节的刻意安排设计，而是因为真实的生活就是如此——乘客们对进站时间并不敏感，需要公安们反复主动提醒才能有效维持火车站的运营。这种表现手法或许相较于精致的情节构思比起来更加粗糙模糊，但正是这种原汁原味的直接性尤其使见者触动，仿佛经历的正是自己的生活，从而更有一种扑面而来的震撼力。

明明是别人的生活，却成了周浩自己的作品，此为“照见”；周浩转换了视角，让形形色色的底层民众自己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此为“众生”。差馆这一主题既能满足表达个人化观点的需要，又能走出精英主义的封闭圈层，构建了“自下而上的透视管道”[1]，让历史叙事向社会民生敞开。周浩正是如此利用了众生万华镜般的差馆，彰显出其真实粗砺的美学风格，折射出其关注现实、关注人的核心理念，传达出其夹杂着尖锐、冷酷和温情的旁观者式的个人化宣言，呈现出新纪录运动的鲜明风格。

[1]吕新雨. 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M].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3.

（半成品，待补充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