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4-06-28

孤星泪:新酒难酿

自从在曹杨电影院坐了5个多钟头看了1934年的那版，终于翻出碟来看这一版。对于版本，新版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更何况是《悲惨世界》这样的大部头（如果没记错的话，《新基督山伯爵》好像也是同一年出的），而比利·奥古斯特也热衷于改编，每次出手也基本都是重量级。论表演，由于1934年版冉阿让的演员Harry Baur（注），实在好得没法比，谈谈改编，我们没有雨果当年那种悲天悯人的遗世情怀，只能从肤浅的现代人的眼光去看（由于没有看过原著，老版就纯粹当原著参照了），去理解这样一部著作延伸线。
从芳汀开始说，芳汀最终还是从妓了，所谓的逼良为娼，这样一个社会环境，这个改写应该也算是合理的，如果冉阿让可以因为生计去偷去抢，那么芳汀为什么不能从妓，但原著是否因此是想做对比，就是，一个从恶以后存活了，而一个不从恶，所以死了。其次就是雨果对于这样一个人物道德底线的把握，也许在他的眼中，从妓了的芳汀也许就不是芳汀了。但新版的改写也只是改了过程，改不了结果，芳汀终究是死了，从悲剧意义上看，似乎人物显得更加无路可走，因为即便她向这个残酷的世界妥协了，依旧死路一条。但关于新版中芳汀和冉阿让之间顿生情愫这件事也不能说其没有根据，虽然从原著角度来看，冉阿让对芳汀的拯救更多是基于基督受难救助众苦的慈悲情怀，而非爱情，但退回去讲，毕竟这两人在某种层面也算是同一类人，都是由于生活所迫被逼入绝境之人，，他们是相互之间的写照，冉阿让看着芳汀，就像在看自己，一个并不真恶的罪人，他自己是个罪人，芳汀甚至还称不上是罪人。出于同情，他爱她，出于感激，她也爱他，这段感情合情合理。但如果雨果当年也这么写，不知现代人会如何想。
冉阿让，130分钟对280分钟，对于一个主角，太残酷了，连姆叔基本连发力的机会也没有，更何况对手是Harry Baur。很多桥段都被删除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版中冉阿让有段矛盾的心理对白，他像疯子一样对于自己无法洗脱之前的罪名而痛苦，而且即便是他当上了省长之后，那段过去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一样笼罩着他。他赶去法庭的路上像个疯子一样，其次是来到法庭后，站在即将要推开的那扇门之前的犹豫和踌躇，这一连串的表现都为体现那个和恶魔做交易时的冉阿让。人生无奈且无路到极度，道德和良心再次成为了他生存的枷锁，之前他为了“生”违背了这些，而他并没有因此而得到真正精神和灵魂上的自由，且只是肉体的，而这次，他要获得所有的，最终，他为了道德和良心豁了出去，但他依旧背叛了一件事物，那就是法律，恰恰在他的生命中，他遇到了一个人，一个视法律至高无上，甚至大于生命（这里的生命，个人觉得原著中是“他人的生命”，新版中更新为“自己的生命”）的人，那就是沙威。他和沙威的纠缠其实就是人性和法律的纠缠，法律以道德为标准来制定，但法律作为条例作为一种国家机器的工具和手段，并不能真正做到公正和公平。很多人可以借着合法的名分干着非法的事，很多人可能出于道德和善心却干了违法的事。法律根本无法等价于人性的道德规范，这也是冉阿让和沙威至始至终的矛盾点。

沙威，一个视法律大于人性，大于人命的人，他本身可以视作为法律的化身，秉公执法，一丝不苟，但就之前所说，视法律大于人命，这其中大于他人的命和大于自己的命又有所不同，法律对于一个执法者而言通常都是针对他人的，老版表现的是他执法大于”他人性命“，而新版已经进而发展到大于”自我性命“了。原著中沙威最终在冉阿让面前屈服，他屈服于冉阿让的人格与毅力，虽然他最终从技术层面上逮捕了他，却无法因为良心的亏欠而真正逮捕他，雨果这样写，目的是展现人性最终战胜法律，而老版遵从于原著，没有交代沙威的最后，人物是弱化处理的，但作为改编和想深层次解读的新版，描述并改编了沙威的人物结局。作为一个死板至极的人，当他的做法和他的信仰违背时，他会感到决裂并选择死亡的，沙威的死既可以给冉阿让完全的自由（无论是法律还是精神层面），同时也是对自我信仰的殉道。而殉道这点着实让人感动。使整个人物在人格上达到了自我的完整性。不可否认，新版所塑造的沙威，是一个不逊于主角冉阿让的极品人物，他们的关系是对等且平等的，不同的，只是他们的价值观。
柯赛特，个人感觉老版里人物塑造最差的就是成年柯赛特了，怎可能童年时代的经历在她年长后一点都没有体现，就完全像一个娇生惯养下长大的富家小姐（原著是怎样我不知道），这一点，新版改编倒是很好，即便是她长大后，和冉阿让也有过一段比较贫苦的生活，甚至还有冉阿让希望她当修女的一段，然后再过度到来到巴黎的新生活（老版里倒是没有这样一段，直接从童年出逃跳到巴黎富足的生活，就像冉阿让变了个戏法），新版珂赛特的叛逆是倔强，而不是骄横，并且也是出自一种对于自由的渴望，希望改变并追求属于自己人生的向往。相对于老版，新版展现了一个老爹根本不可能管得住的，独立，坚韧，有质疑精神的年轻女性，其实个人觉得原著的珂赛特也许也是憧憬爱情、新生的，但肯定不会这么叛逆，但这个新版的珂赛特倒是既符合当代的审美，又没有过于颠覆原著，且是在原著的基础上改编的。顺带提一下马吕斯这个人物，改编索性直接把马吕斯设置在了底层，主要是为了砍其家族相关的这一路戏，但马吕斯这个人物多层面的深度也被砍掉了，就是在老版中他虽然参与底层的暴动，但他身上还是有那种公子哥式的懦弱与矫情，街垒战前期和后期具有反差的表现倒是使人物富有层次感和真实感，但身份的一改编，人物就直接扁平化了。
关于结尾，老版讲述了冉阿让的死，一是由于珂赛特的出嫁，他对其自身未来也没有更多发自内心的源泉与动力，再者，体能的过度透支，也确实使其走到了尽头，因为再钢铁意志的人也毕竟是肉身，所谓真正的心竭力悴，寿终正寝，他的一生经历过太多，创造过财富，也拯救过他人（无论是从肉体还是灵魂上），但他最终也就这样默默地离世了，原著最后有首诗，表达的是——像这样的生死循环是人生的常态，这显然是老年雨果的态度。而新版中对冉阿让是点到为止式的开放处理，就是没有必要去讲述他的死，相反，他因获得这样的自由而对将来的生抱有更大的希望了，和原著的那种失落感，其实是有些相反的，对于这样的人物，老版的结尾是真正让人感到悲伤的，不愧于这部作品的名字，而新版的结尾却是有些失衡的，至少观众即便有悲悯也许会留给沙威更多些。不可否认导演和编剧想表达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但确实不太适合这样一部剧。同比于《新基督山伯爵》的结局，也是如此，当代的改编多数会为迎合观众来做类似于高大上或者完美的改编，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当代人的情结展现，所以有时不知是因为我们自己活得太轻导致的，还是我们更愿意接受一个不真实但美满的人生，甚至宁可活在活色生香的自我欺骗中。
另外，综上的梳理可以得出，本片的几个改编的点是具有一定合理性和逻辑性的，但对于这样的改写，放在原著时代的背景中，也许会有几分突兀，不单单是由于人物的思想层面关于时代的隔阂，原著作者对于作品情感的把控有异于当代，其次还有原著读者对于作品本身会产生的情感介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观众对影片中人物塑造的真实性产生质疑，所以很多观众会感觉影片有些流水账或者是人物形象扭曲、变形。当由于片长或电影形式本身的展现局限性而导致的人物深度不够，达不到原著要求时，改编成为一种悬空架木，是缺乏基础且不牢固的，很多名著改编都有一种窘态，就是既要把故事讲清楚，又要创新，问题是，很多情况下基本是故事都没有讲清楚，人物还没有立体饱满，就被改得面目全非了，并显得顾此失彼。但也有比较讨巧的做法，换时代换环境，或者是表达手法，就是在将原著架空的基础上直接改写，只留框架，或者只留对当代思想有意义有价值的部分，这样，无论是对于熟知原著的老读者还是新观众倒都有新的收获，但即便用这样的手法，对于人物塑造的深度以及对改编度的把握，依旧有很大的难度。因为观众很难对一个扭曲的人物产生共鸣，而且这种扭曲还是缺乏人性基础的。
最后很遗憾地表示改编虽然删了很多支线，还是很难通过主线和人物撑起整个故事，德纳第一家，连同爱波宁和马吕斯的爷爷，都是非常精彩的配角人物，德纳第一家和冉阿让的对比，展现了贫苦并非客观因素，穷人也有善恶。马吕斯的爷爷，虽然是贵族，有令人讨厌的脾气，但也本质非恶。关于法国大革命，虽然雨果只展现了冰山一角，但也体现了革命血腥的本质。以及民众仅用阶层与身份来简单粗暴地评价好坏，善恶，以及法制的不可作为，及后来的无所非为。我觉得沙威即便那时不死，看到后来法国大革命，革命党人上台后无视法律或是利用法律的为所欲为，估计也会被活活气死，我很惊讶雨果将这个故事结束在真正的法国大革命（也就是攻占巴士底狱）之前，是真正的慈悲为怀，否则，这几乎是一个绝望的故事。

注：
Harry Baur：法国演员（1880-1943），起初是舞台剧演员，从1909年到1942年他出现在将近80部左右的影片中，除了在1934年版的《悲惨世界》中扮演冉阿让外，之前还在《贝多芬之恋》中扮演伟大的作曲家贝多芬。Baur于1942被盖世太保逮捕，因为之前他演过一部德国制作的电影，而那时的德国军官，尤其是戈培尔，想将这部电影作为展现当时被占法国和纳粹德国之间合作关系的宣传工具，却不料一份错误的报告说Baur是犹太人，这令德国官员们倍感耻辱，盖世太保折磨了Baur四个多月，虽然最终他的身份在诉讼中被陈清并释放，但他本人却并没有从这严酷的拷打中恢复，并在几个月后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