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5-10-08

蝴蝶:亚细亚蝴蝶

时至今日，亚细亚孤儿仍然在挣扎，不再嚎啕痛哭，而是在绝望中暴戾狂舞。《蝴蝶》恰恰是这种现实的绝妙写照。

简而言之，整部电影叙述了威权统治瓦解后，遭父亲（日本）抛弃与排斥的新生孤儿（台湾=日本+闽南+原住民的混血）成长之后面对着怨恨与渴求、依附与独立的悖论，试图内/外、新/旧的个体身份认同与民族历史记忆的双重困局的故事。

无助的主人公一哲最初始终在寻求着威权的复辟，这种来自父亲的威权隐喻着日本的殖民统治、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在片中是缺席的存在）、后威权时代的群魔乱舞。当然，还有台湾本土几百年来族群与帮派（汉人vs原住民、闽南人vs客家人、漳州人vs泉州人，还有二二八后的本省人vs外省人）残酷斗争的记忆。
“过自己的生活有什么不对？做自己有什么不对？你敢做我做的事吗”——这是片头阿凤（大哥过去的女人）对一哲报复行为的垂泣质问。

是的，每个独立的个体都拥有着自由意志，作为纯粹实践理性的主体，自我立法，自由抉择。
然而，作为台湾人，作为那个备受权力蹂躏、现实与历史纠缠屈辱的亚细亚孤儿，他们没有任何自由的选择空间，无力对抗充足理由律。自律只是一个叔本华式的幻觉。对绝对他者/象征权力的主动屈服与宣誓效忠是这个共同体的先验意识，凝固在集体无意识的黑暗深处。阿凤背叛的行为召唤出刚出狱的一哲的魔鬼灵魂，再一次确证了弗洛姆的权威主义人格形影不离。
亚细亚孤儿，一个屈服的弱者，一种被康德贬低的“依存美”，一种黑格尔指证的服从抽象必然性的为他者/非-自为者。

那么，主动呼唤并维护象征权力的屈服者可以拥有平静的生活，享受最原始的、最卑微的、最消极的、最沉默的“自由”吗？
不可能。来自个体与民族、现实与历史的双重压迫裹挟着生活在这个逼仄落后、前现代的小渔港中的人们。他们被象征秩序与权力网络牢牢地困遏规训于围城之中。风景秀丽却又错综复杂的小渔港不正是混杂”小确幸“与政治乱象、沉浮于“亚洲四小龙”的历史荣耀与经济停滞的现实困境之间的台湾缩影吗？

作为反复出现的意象，布袋戏的傀儡，恰是台湾命运的反讽。不愿沦为受他律操纵的人们，开始转向蝴蝶，一个应许的自由幻相。

小龟被杀，弟弟被抓，屈从仇雠，各种屈辱呼啸而至，但是，那个拒绝承认-接纳台湾之子的日本父亲，却始终以”大人事情，年轻人不理解“这种借口加剧了世代间隔的撕裂，否定了年轻人的权力，回避了沉重的历史难题与现实困境。恰恰是父亲对屈辱的无力与退让，对新生代的无可救药般专横，刺激了一哲屈辱成长史的创伤记忆，释放了他对威权压抑已久的怨恨——我怨恨爷爷与父亲——旧世代的象征，那么，就让新生代的孤儿来摆脱对威权的迷思，解决一切，做出了解：“是你的，你拿去；该我的，我拿走。”

只是，反抗成为一种断裂的事件（个体间世代延续与共同体历史记忆的双重告别），其代价是高昂的——无助、无根的一哲试图追随亚历山大大帝，斩断历史的不死之结，却只能向魔鬼交换灵魂，用被魔鬼灵魂附着的肉身力搏残酷的自然存在法则，最终，玉石俱焚。

臣服者拥有魔鬼灵魂，反抗者承载魔鬼灵魂，无论屈服与反抗，最终都是魔鬼的暴戾行为。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抉择，象征交换的结果近乎绝望。那么，我们不禁发问：这就是台湾的必然命运吗？一哲象征的新生代是否唯有如此的绝望选择？是否是注定为了民族未来而要被牺牲的一代？他们自己又是否能够在这种觉醒与反抗中拯救与超越？

无论如何，“小确幸”的蝴蝶外衣下，是暴戾的、残酷的、本质的、决绝的魔鬼灵魂，它飘荡在亚细亚上空，盘旋于太平洋边缘。它最终既试图抗拒殖民者/外来者的静观凝视与本质拒斥，也试图解决内部错综复杂的纷争，摆脱历史的魔爪，期许着净化过滤后的理想愿景。

可是，毕其功于一役沉重，太沉重了，蝴蝶真的可以翩跹而舞吗？或许，这只是血腥祭坛上带着镣铐的绝望姿态，他用灵魂换取了魔鬼的末日允诺。正如同样以新生代为主体的太阳花运动所示，自由，或许只是一个傀儡之梦，一个必须用灵魂向魔鬼交换的暴戾之梦。而亚细亚的蝴蝶则是靡费斯特的傀儡。

然而，倘若新生代们怀抱信仰，笃定不已，将魔鬼的灵魂等同于上帝对亚伯拉罕献子的绝对命令，理解为克尔凯郭尔的荒谬力量，情况又将会如何？我觉得这种孤注一掷放手一搏的抉择虽是一种恐怖的猜测，却很有可能是台湾共同体未来的历史走向。（影片的结尾也隐约透露出导演的这种思想倾向）

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