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片出自20世纪德国电影大师弗里茨·朗之手，是黑色电影的早期作品。作为德国表现主义电影导演，朗将德国表现主义风格融入美国好莱坞类型电影之中：强烈的明暗对比、不稳定的倾斜构图，以梦境、幻想、象征表现人物内心深处的黑暗面、恐惧心理等。本片通过一桩梦境中的凶杀案，表现了现实与梦境、欲望与压抑、道德与堕落、善与恶的主题，通过对男主人公精神危机、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表达了对理性力量的质疑以及对人性堕落的道德批判。
探索人类复杂的内心世界，特别是盲目冲动的一面，是弗里茨·朗电影反复出现的主题。早在1931年，他就拍摄了德语电影《M就是凶手》，对人类本性作了深刻的挖掘和表现。主人公M受到内心魔鬼的控制而无法自拔，最终陷入罪恶的泥潭。同样，《绿窗艳影》也是对人类无意识本能的展现。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人性的野蛮一面，它能使人脱离日常生活的温文尔雅，逞凶行恶，无法无天，对人类理性发出强大挑战。
在本片中，导演将关注的对象从普通民众转移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身上。万利教授的学者身份和社会地位，都表明他应当是中产阶级道德准则的执行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越轨行为的可怕后果。然而，万利仍旧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理性力量、道德准则都没能帮助他打败心中的魔鬼。他只能听由内心私欲的摆布，一错再错，直至毁灭。影片最后将所有一切归结为一场梦，一场让万利体验到放弃道德约束会如何可怕的噩梦。这样的安排，表面上回避了万利教授滑向堕落深渊的现实，然而这只不过是好莱坞式的自我安慰。即使是梦，也足以让我们从中窥测到潜藏在万利教授心中的强烈欲望。虽然他的堕落只存在于梦中，发生在银幕上，但从梦里散发出来的血腥味，足以让观众切实感受到那股不安分的可怕。弗里茨·朗企图传递的信息是，这样的欲望同样会发生在银幕之外，存在于观者的心中。
本片的另一重要主题是探讨人类恐惧感的根源。在弗里茨·朗的影片中，恐惧感总是伴随着人性的黑暗面出现，表现为受社会道德约束的自我与黑暗面之间的冲突。换言之，弗里茨·朗是将现实生活中善与恶的较量延伸到人的内心世界，转化为人性中两个对立面之间的激烈碰撞。两种心理力量的碰撞与交锋常常通过人类的恐惧感得到表现。本片中，万利因误杀行为而受到良心、道德的折磨，道德感督促他接受惩罚。但是，一旦真相暴露，他的身份、地位、名誉、家庭等都将毁于一旦，这又迫使万利选择隐瞒。如果说，谋杀是出于自我保护的防卫行为，那么销毁证据、弃尸树林就是有意识的精心策划。对万利而言，捍卫名誉地位的私欲直接与道德正义相冲突。而这种无法调和的冲突让他倍感恐惧，搅乱他的内心，扭曲了他的人格，最终导致他走向绝路，从一时失手演变到蓄意谋杀。计划失败后，万利更是无望。自杀成为他终结苦痛、自我解脱的唯一方法。而选择自杀实际上是在回避事情败露后将失去一切的事实。对万利而言，一时失误造成的良心不安，远不如失去身份地位的恐惧更难以接受。这样的结局，透露出朗悲观主义的人生观，反映了他对挽救人类道德的不信任。影片最后，万利拒绝了眼前的女色，与其说这是万利在道德上的觉醒，不如说是为了躲避恐惧感造成的心理痛苦。
“蛇蝎美人”是黑色电影的重要元素，本片中女主角艾丽斯成为这一形象的代表。根据女性主义电影理论，黑色电影中的“蛇蝎美人”是男性性幻想的投射物，也是男性摆脱阉割焦虑的手段。为此，“蛇蝎美人”总是以尤物的形象出现。本片中，女主人公艾丽斯初次登场是以画像的形式完成的。临街的橱窗内，画中的艾丽斯半露酥胸，神情魅惑，吸引住了万利教授的目光。他停留在了画前，眼神暧昧，表情微妙。几个镜头在看似不经意，实则形象地阐释了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这里，艾丽斯是万利目光的承受者，迎合并指称了长时间压抑在中年教授心中的熊熊欲火。之后，当艾丽斯犹如鬼魅般地从画中走出，以诱惑者的姿态出现在万利面前时，这份欲望更是获得了最直接的投射。万利陷入对艾丽斯的迷恋之中，并在迷恋中陷入危险境地。但需要指出的是，本片塑造的“蛇蝎美人”形象，相较于其他黑色电影中的同类形象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艾丽斯并没有处心积虑地诱使万利犯罪。但她自私、神秘、性感，具有强烈的诱惑力，最终导致万利堕落，从这一点上看，艾丽斯足以担当“蛇蝎美人”的称号。
在视听方面，本片最成功之处在于对恐惧心理的视觉化呈现。正如前文所述，恐惧一直是弗里茨·朗电影风格的主题。在他的影片中，主人公总是陷入强烈的恐惧感中。本片更是以生动的方式把恐惧感呈现在观众面前。它让观众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并冲击着他们的心灵。通过低调灯光的场景设计，暴力事件的突发性以及镜像运用等手段，朗完成了对恐惧感的视觉化构建。
首先，光线昏暗的室内戏和大量的夜景戏，使影片从整体上呈现一种阴沉、压抑的基调。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和对阴影的运用，更是在这种基调之上加重了不安定感。场面调度与人物心理相互呼应，很好地传达了影片的主题。以万利驱车离开艾丽斯家到收费站之间的段落为例。第一个镜头是从车子左外侧拍摄的中景。景框内四分之三的画面都被黑色占据，唯一的光源来自车子右侧的路灯。灯光透过车窗投射进来，在万利脸上形成了一个明亮的光圈。强光下，万利的表情被扭曲，显得异常狰狞。随后，机位转换到车内，一个从背后拍摄的特写镜头。狭小的车内空间里，万利的背影几乎与黑暗融为一体，占据了大部分画面。纯黑的色块，挤压的构图，让人觉得压抑、慌张。紧接着摄影机转到万利的正面。近景镜头下，万利脸部的不安完全暴露在观众面前。此外，挡风玻璃上不断滚落的雨水，路旁在风雨中摇曳着的树枝，都同时在万利的面部投下阴影。它们在万利的脸上不停地晃动，造成了强烈的不稳定感，更加凸显了万利的慌张。副驾驶座上，运动着的车刷的倒影，视觉上就像是来回摆动的钟摆。嘀嗒间，弥漫在车内的不安气氛被推向了最高点。虽然是短短的三个镜头，却因为对比强烈的布光、不稳定的构图、阴影等表现主义元素，自然而又准确地表现出了压在万利心头的那份巨大的恐惧，让观众也感同身受。
其次，对暴力瞬间的真实再现，也是弗里茨·朗呈现恐惧的重要方式。突发性使暴力行为有一种幻梦般的感觉。于是，在似真似假的氛围下，恐惧、战栗、偏执等极端情绪被无限扩大，充斥在影片的角角落落，使观众在关切万利命运的同时，也会担忧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堕落行为。正是暴力行动引发的强烈共鸣，使影片完成了从呈现恐怖行为到警醒故事的转化。
最后，对镜像、玻璃映像的运用也是弗里茨·朗表现心理的惯用手法。例如，艾丽斯透过走道的玻璃窗目送万利离开的段落。艾丽斯忧心忡忡的脸庞倒映在玻璃上，被滑落的雨水洗刷着，变得有些扭曲。这里，不稳定感的面部影像正是艾丽斯内心活动的反射，是对她担忧、害怕等复杂心理的视觉化表达。下一个镜头中，雨中万利的车子，因为玻璃的遮挡也显得模糊而失真。加上路灯的照射，雨水的反光效果等，画面变得混乱、无序。应当说，这些失真、变形的画面在此刻正反映了万利实际的心境，也是对他命运的一种暗示。弗里茨·朗企图传达的信息是，在夜雨中启动的车子奔向的是一场梦魇。
本片的男女主人公分别由爱德华·罗宾逊以及琼·贝内特担当。爱德华·罗宾逊是早期好莱坞电影的实力派演员。他曾凭借在《无情世家》中的精湛表演获得第三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主角的殊荣。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他出演了一系列黑色电影，包括《双重赔偿》、《盖世枭雄》等。女主角琼·贝内特是弗里茨·朗的御用女演员，她冷艳妩媚，非常符合黑色电影中常见的“蛇蝎美人”形象。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演员后来又同时出演了弗里茨·朗的另一部黑色电影《血红街道》（1945），再次成功地分别演绎了女性的魅力和男性复杂的内心世界。
相较于同时期以探案为叙事核心的黑色电影而言，本片更关注男性主人公被压抑的内心欲望、人类恐惧心理以及个体异化、人性堕落等心理问题。朗格通过紧密的叙事、巧妙的细节设置，精炼的镜头语言以及表现主义风格的布光置景，将男性主人公的无意识情欲、恐惧感、道德困惑等心理因素以视觉化的形式展现在观众面前。弗里茨·朗构建了一个梦魇般的、接近于自我毁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男主人公受到不安、恐惧等极端情绪的挤压，个体身份受到威胁，人性异化，最终陷入堕落。弗里茨·朗通过黑色电影这一类型探讨人类的心理层面的问题，强调了对个体精神世界的关注。这无疑扩展了黑色电影的表现范围，增强了它的道德批判力度，对黑色电影类型的进一步拓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