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枪声俱乐部》里，年轻的摄影记者格雷格（Greg）的内心面临着严酷的折磨。他的照片《沙巴拉拉之死》获得普利策奖之后，却被黑人组织Incarta强烈指责，“这是帮助白人政府攻击黑人无法自我管理”。随后，在为一名被杀死的儿童拍照后，Greg对现场崩溃的女友Roberts说，“我除了拍下一张照片之外，什么也为他们做不了。”

这种无助感和道义矛盾，在另一名普利策奖记者凯文（Kevin）身上更是一座大山。在作品《饥饿的苏丹》获奖后，Kevin被严重地“网暴”：“小女孩后来怎么样了？你给她钱了吗？你拥抱她了吗？为什么没有？”

也正因为这样的灵魂拷问的残酷和痛苦，Greg才会时不时情绪崩溃，让他深爱的Roberts 走开，Kevin才会陷入长期的吸毒和酗酒，终于在诸事不顺的窘境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或许正因为这样的拷问和悲剧，才让Jones、Greg和Kevin这样的记者真正伟大起来，虽然“伟大”可能并非他们的追求。或许，只有在他们承受了如此的痛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之后，他们的报道才被赋予了更震撼人心的意义。

忠实的记录，不需要评判，就有巨大的意义。我们每个“观众”都有评判的权利和责任。如Kevin说的，“一张伟大的（新闻）照片的责任就是让看的人思考、问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