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8-13

枪声俱乐部:关于《饥饿的苏丹》作者凯文·卡特

我只说一个我自己看电影后查看各种影评和资料理解到的，关于《饥饿的苏丹》这张照片的拍摄者：凯文·卡特。
该张照片上是一个苏丹女童，即将饿毙跪倒在地，而兀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虎视眈眈，等候猎食女孩的画面。

大概在初中的时候，就在一本有关普利策新闻摄影奖的图册中看到过这张照片，清晰的记得书中写了这张照片的摄影师最后因为受不了舆论的压力而选择自杀，当时真的被震撼到，但是时至今日我依旧觉得摄影师并没有做错什么，在这张照片获奖之后激起强烈反响，引起了国际舆论对苏丹饥荒和苏丹内乱的关注，很多人因此得到了各国的救助。如果当时他选择救这个女孩而没有拍下这个震撼人心的场景，让世界上其他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就不会了解这个战乱的国家正在发生的事，又有多少人死于非命。不管最后有没有救助这个女孩，可以确定的是，凯文·卡特在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就改变了很多处于战乱之中的人的命运。可惜的是他自己却没能躲过舆论的压力。

今天看完电影，我一如既往在豆瓣找影评，大家也都在讨论这张照片关于救还是不救的道德问题。然后我再搜这个摄影作品的介绍，却看到了不一样的版本。

“肯·奥斯特布鲁克是凯文的朋友，他们一起组建了“砰砰俱乐部”。1993年，就在凯文拍到那张著名照片后不久，“砰砰俱乐部”一伙人又来到托可扎采访一次暴力事件，由于阳光太强，凯文先回到了城里，但很快他就收到了肯在托可扎被枪杀的消息，此事几乎彻底击溃了凯文的意志，事后他曾经表示，应该是他而不是肯去挨那颗子弹。

据凯文的朋友们回忆，从这之后凯文开始公开地谈自杀的事，一部分是因为肯这件事，但更大的原因还是他对钱的焦虑，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让他不得不接受了一份到莫桑比克采访的任务。这时凯文的状态确实出了一些问题，尽管使用三个闹钟，他还是耽误了前往莫桑比克的早班飞机。当然，更糟的事还在后面，当他从莫桑比克回来时，居然把一包未冲洗的胶卷弄丢了——种种不顺让他感觉生不如死。

1994年7月27日，凯文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中显得很快活，先是在床上一直呆到午时，然后又出去拍了一张片子，他还向朋友们倾诉了他的苦痛，有人劝他去看精神医生……肯的莫尼卡是最后看到凯文的人，那天傍晚凯文来到她的家里，向她讲述自己的事情，还没有完全从丧夫的悲痛中恢复过来的莫尼卡当然不能给他什么安慰。晚上7点，凯文开着他的红色长车来到有着他美好童年记忆的布莱姆方特恩斯普洛特河边。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花园里用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他启动了车子，然后打开身旁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当枕头……”

看完这段我开始回忆电影里的场景，确实有镜头很明确的表明他最后自杀是因为是“误了航班、丢了胶卷、密友被杀、入不敷出、受不了官僚作风”。而不是仅仅因为当时没有救助女孩而备受自己内心道德折磨这个流传甚远的版本。
再往前看肯被维和军队不小心射中以后进医院，然后凯文赶紧到医院那段。
他把相机放到车里面忙急忙慌往医院跑却没有把车窗摇上，可以看到后面那辆车那三个年轻人一直在盯着他看。
医院里的镜头结束以后，肯的女朋友等人赶到医院时，后面那三个人已经不见了，在这里是否可以理解为凯文的胶卷就是在这个时候被偷掉了？可能是我想多了，但是那三个人盯着凯文的行为确实有点奇怪。
最后还有这段耐人寻味的采访：
“颁奖之后不久，一家日本电视机构驻美国的记者打电话希望采访作为评委之一的约翰．卡普兰。约翰．卡普兰接受了采访。
记者一开始问了一些关于评审程序的问题，话锋很快一转：对于《饥饿的苏丹》的争议你是怎么想的？约翰．卡普兰十分诧异：什么争议？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没有任何争议。
日本记者转述了佛罗里达一个记者就这张照片写的一篇专栏文章，大意是：你看这自私的、不关心民众的媒体和记者，踩在小女孩的尸体上得了普利策奖。
约翰．卡普兰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评论，他对记者回忆道，评委们当时非常仔细地看了这张照片，照片有注释，提示会有人来帮助这个小女孩，给人的感觉小女孩不是独自一人在荒无人烟的沙漠里。约翰．卡普兰还指出，小女孩的手上有一个环，说明她当时受着人道保护，所有的评委都注意到了这些细节。在评审的时候，评委们都信任这个摄影师——如果这个小孩需要帮助的话，摄影师一定会施以援手的。但是，这个节目在电视上播出的时候，约翰陈述被无情地切掉了，节目还是紧紧围绕新闻伦理和道德观展开，对凯文．卡特和普利策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