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06-22

人间正道是沧桑:转载:时代的底色

　没法不注意到它是张黎的作品，他的《走向共和》与《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是中华民族近代百年的一头一尾。
　　该剧和走向共和一样也会引起争议，但走向上刚好相反，走向共和是不合正统的新意太多，颠覆性太强。而人间正道是沧桑恰恰会是正统教科书的电教版，没有新意。
　　
　　其实这出戏既宏大又细腻，同样的事件描写角度就立求新，然后在一些细节里他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轻声细语地呈现了历史的复杂与多样，惊鸿一现，决不展开，需要你仔细去听和想才会发觉这部戏里内涵丰富得快盛不下了。关键你要有双会看的眼睛。题材出新意的有：
　　1、首次大篇幅描写了黄埔军校，国共第一次合作中的东征与北伐。
　　2、土地革命时期则以中央在上海的地下活动为主线，描写了中共特科的传奇经历。以往作品仅暗算和陈庚大将有过描写，但没他写得全面。
　　3、抗战前后，着重点放在了国共合作有交集的部分，如共产党改编的谈判，陪都重庆的空战合作，闪击延安。
　　4、解放战争中东北战场：复杂的国际形势，美国军调与苏军存在；浓墨重彩地介绍了当时中共最现代化的军工生产，肯定了先进武器在解放战争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将历史的真实叙述周全了。
　　贯穿始终的两条线：红军时期，抗战时期，辽沈战役中的情报战；红军与抗战时期的军校与黄埔军校的遥相呼应。
　　国民党抗战的正面描写了重庆轰炸与空战，间谍战则选择了淞沪保卫战。重庆空战与密码战已有谍战剧表现过了，但人间更有历史真实感和容量。
　　仅这些题材取新的描写就已经非常繁杂头绪众多了，要让情节前后呼应而人物描写连贯又丰满就很不好协调，因此人物始终让人觉得写得不够足额足量。国民党的部分以新吸引人，但我以为抗大实习段落和军工段落描述最为鲜活与丰满，白凤兰的农民义军段落最为画龙点睛，可能与这方面的材料占有与发掘更多而且语境相通所以容易写得活。国民党方面明显在鲜活性上差一些。
　　
　　张黎从来关注大题材，大开大阖，尤其偏爱以家庭个人角度诠释历史。而这个故事所取的家庭关系，人物安排，关系走向几乎含有历史的象征意义，而有些台词近乎谶语。
　　1．长幼子之序正与国共革命时的关系与前后顺序一致。
　　2．柔性而包容的女性在兄弟势同水火的争斗尽全力缓冲了彼此的致命伤害，她始终是这两个浪子同时可倚靠的后背，体现了亲情之外的理智之光与道德坚守，她才是这个家最重要的粘和剂。
　　3．立青最终成家立业，儿女成双；而立仁孑然一身后继无人；立华的后人终究仍与立青的孩子同出一个血脉。个人与党派和国家的命运几乎同此喻。
　　谶语：家中的逆子—逆子不败家
　　中华民族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国民党之于共产党--最好的兄弟，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
　　大海是有自净能力的—中华民族本身才是真正的大海，要相信民族的智慧，敬畏历史
　　

　　之二
　　最欣赏白凤兰这个段落，摆脱了具体历史真实的束缚，仅用寥寥几笔竟能如此传神而到位地叙述了中国革命的根本。
　　最触动人的一段是范锡亮与立青这段对白。立青上山在白凤兰那儿任党代表，立青向被俘的范希亮索要军需物资，范责备立青堕落成真正的土匪了，立青没有任何愧疚地回应，如果是那就是了，你看看他们都是什么人，真正老实巴交的农民，只是没交再交不起的租，讨还了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还乡团怎么对待他们的，逼得人没有活路了才上山当的土匪，你们正规军就在剿杀这样的土匪(大意)。
　　乍看在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但我却以为这段对白说明了立青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坚持，会和他们坚持，会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这个时候他不再激于义愤，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天地良心，是社会良知的坚守，社会责任和历史责任的承担。为什么中共在全社会层面一直有朋友，不是策略手段，是因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始终有着对于公正公平的追求，各阶层有良知的人群再不同意中共的暴力手段，但仍有一个共识基础，那就是中国的土地制度要改革，农民问题确实是个问题。
　　
　　在知识界这个声音就一直没有停歇过，费孝通1936年写就的《江村经济》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土地问题面临的另一个困境是，国民党政府在纸上写了种种诺言和政策，但事实上，它把绝大部分收入都耗费用于反共运动，所以它不可能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和措施来进行改革，而共产党运动的实质，正如我所指出的，是由于农村对土地制不满而引起的一种反抗，尽管各方提出各种理由，但有一件事是清楚的，农民的境况是越来越糟糕了。
　　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这种改革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因为它是解除农民痛苦的不可缺少的步骤。它将给农民以喘息的机会，排除了引起“反叛”的原因，才得以团结一切力量寻求工业发展的道路。”《江村经济》是费孝通留英的社会学博士论文，1938年以英文版成书首次发表后再版多次，在西方社会学界极富盛名。
　　
　　而《乡土中国》集结了他更多的抗战期间与战后的多篇实时发表的文章，中国土地必须变革的经济和政治原因，必要性，改良策略以及在国家文明转型中的作用他的研究结果是这样的：
　　“乡土经济中土地问题早已存在，但是在传统经济中却有一道防线挡住了…佃户和地主中间的严重冲突。这道防线是乡土工业。一个自己没有土地的佃户，在男耕女织的农工合作下，勉强能达到他们生活的小康水准，地主们可以收取正产量一半的地租不引起农民们的反抗。乡土工业的衰落由于它和西洋机器工业竞争的结果。贫穷跟着乡土工业的衰落侵入乡村，一家的生活压在土地上了，…早就潜伏着的土地问题暴露了。不饥不寒是民生的最低水准，如果人有生存的权利，也就应当承认争取这水准是公道而且合理的。可是中国不停地在被解除它原有的工业生产力，小康的降而为小贫，小贫的降而为大贫，大贫的铤而走险……农民们在要求回复失去了的生活水准。破坏乡土工业的力量是深入的、遥远、庞大、有力的，它背后还有着巨舰大炮，“帝国主义”，有组织的，而且是现代化的。缺乏团结力，缺乏科学知识，分散在乡村里兼营着农业的传统工人，对于这个力量怎能抗得住，可是地主的势力，和外来工业势力相比，却脆弱得多，于是为了生存不能不奋斗的农民挑选了地主做对象。”
　　他几乎是苦口婆心地劝说呼吁上层实行切实可行的改良，恳求地主放弃不合理的利益，努力转型为国家也为自身寻求生路。
　　“当西洋工业势力侵入打击中国乡土工业时，地主们…就应当勇敢地迎战。这战线上要不能获胜，他们的生存总难维持，不论直接清算他的是谁。和农民“不饥不寒”的水准去对抗是徒劳无功的，只有承认人类生存的基本事实，而在土地之外另谋出路，在已经成熟的西洋侵略性的工业经济的摊头，要确立我们民族工业的阵地，…还得依赖有耐苦的农民以生活程度来和西洋劳工相竞争--这是从经济上说的。从政治上说，西洋工业背后随时可以转变为军事侵略的政治压力，也必须以国内的政治安定和统一才能应付，那更需要国民中80%以上的农民的支持。…地主阶层…只有以放弃地租为条件来和农民共同克服这危机。”
　　1936年时还只是偏远乡村上空的晴空霹雳这时已经成为席卷全国的暴风骤雨了。说实话，很佩服的倒不是他对于土地改革给出了社会学方面的理由，而在于他点到了土地制度变革的根本意义与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紧密关联，退租和平均地权并非现代农业的终极目标，退回小农经济是让农民休养生息，以便为国家提供工业化必需的稳定的社会基础与农业基础。与中共日后的路径完全一致。
　　
　　

　　之三
　　超越个人与自身阶层的利害得失，为底层弱势人群谋利益的，叫社会的良知；背叛个体家族利益与本阶层既得权利与利益而追求社会公正的叫高尚；能同时具备以上两种认识，抛弃自我进而负担起民族，国家历史责任的叫崇高。纵向看中国，孙中山是，蔡锷是，毛泽东是，周恩来都是。横向放眼世界，胡志明是，尼赫鲁是。
　　尤其是尼赫鲁，婆罗门种姓家庭，父辈起即为律师，家庭豪富，其父拥有的住宅欢乐宫(1900年之时)是维多利亚式建筑，有大阳台，圆柱、拱门，玫瑰盛开的花园，修葺一新的草坪，齐根平整的糙球坪和网球场，还有一湾游泳池。十几岁时父亲能携其赴柏林的特蒙伯霍夫机场观看飞机着陆表演。无论是在旧传统下还是殖民社会里，家族都是上等阶层，既得利益者，职业收入丰厚，前途光明。本人在英国哈罗学校(丘吉尔的母校)，剑桥学习，修法学后获英国律师资格，7年纯正英式贵族教育，回印度在家乡的高等法院任辩护律师，真可谓往来无白丁。他选择为印度独立和改变社会不平等而奔走后，抛弃了律师职业，捐出家产欢乐宫作为党产。因从事的事业先后八次被捕入狱，父亲，妻子，妹妹都曾被捕入狱，年迈母亲在游行中被警察乱棒毒打。说实话，仅就牺牲如此之大的既得利益和放弃如此高的社会地位而言，我还真没在中国高层革命者中找到一个，国共都算上也没有。要不是一百多年里中国总算还出了些人物，不然真对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体系彻底没信心了。
　　
　　我以为立青这个人物说清了一个刻意缩小的事实，无论国共两党主导的哪一场中国变革，都是由知识阶层(指广义的知识阶层非职业)引领和发起的，他们才是中国社会变革的诱因与掌舵者，而这个群体的思想境界与实践能力是社会变革成功与否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不怀疑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力量推崇备至的真诚，但是揭开历史的面纱，正是中共对于大众力量的头脑作用，中国革命才没有成为一场农民起义，传统意义的改朝换代，而是开始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国家独立与文明类型转换时期。
　　民族、国家决不能缺少这个群体(也有人用精英阶层这个称谓，总之是指其责任承担而言，不指其社会职业与地位)。其实中华文明能历经千年而不绝，很大的原因是中国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总会有这样一个群体充当起文明延续制度重建的再生细胞，尽管有专家批评说中国封建社会总是在复制，进步缺缺。但这总比被野蛮民族攻城掠地后从文明进入荒芜要好吧。
　　从时间纵向上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其实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一百多年努力的延续。鸦片战争后，中国面临的任务不光是争取民族国家独立，还有一个全新的考验，完成文明转型与进步，从农业文明进步到工业文明。
　　传统知识阶层在这个转型期(1900年前)的表现令人失望，而清朝统治阶层是最大罪魁，基于自己小团体或是民族私利而错失1900年以前的变革时间窗口。知识阶层抱残守缺，形不成改革的中坚力量或是强大社会氛围，最终中国的社会变革只能依靠外来输入性“病毒”才最终完成。
　　缺失了引领性的知识阶层，中国社会的反应就好象是没有头脑的躯体在作痛苦的挣扎，太平天国义和团就属此类，他们解不开文明进步这道题，他们的社会地位，自身经历与眼界决定了他们只能回头向过去寻求出路。现在有许多声音在嘲笑甚至猛批他们的愚昧与野蛮，这是极不公平的，这个阶层是社会所有压力与矛盾的最大承受者，基于无法承受之重而生成的反抗是社会压力释放的必然，而寻找面向未来之路不是他们的责任，也超出了他们的能力范围。当时中国已经伤痕累累了，头脑却停摆找不到新路，如果连负伤吃痛后基本的生理反应都没有，这个民族就没有血性了。
　　
　　以日本同时期由下层推动最终自上而下完成的明治维新为座标，中国的清朝统治阶层与当时的知识阶层要对中国六十多年的苦难负最大责任。
　　当日本这个座标树立之后，中国近代史的两个特征就此形成。自此以后的所有变革都是输入性“病毒”，再无内部主动与渐进改良之路可走。中华文化本身不再能支持中国知识阶层拥有引领新时代的能力，只有深刻理解和明瞭独立与进步两大任务的群体才能挑起这副重担，他们的知识必须经过西方文明的重构，这个人群必然是知识阶层，然后还必须是接触西方文明的那个群体。另一个特征也因输入式外来式的特征而不可避免，那就是暴力革命传统。就这样中华民族从此开始面对
　　两个最好的导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敌人—社会主义苏联和资本主义美国。
　　

作者：丰满充气的娃娃　回复日期：2009-06-08　17:01:54　
　　之一：一直有很深的黄埔情结,总算有人拍了一些黄埔,毕竟那是中国最早的正规军校。有些人从黄埔开始在战场上摸爬滚打二十几年，真不容易啊！
　　
　　之二：当我们能非常客观全面的了解历史，了解每一个阶层，每一个党派、每一个主义，甚至某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说出瞿恩的感悟“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
　　这不是灌输出来的。
　　客观的记叙历史和表现历史多么重要。
　　惜司马迁等虽受酷刑，但中国几千年史毕竟被较正常地保留下来了。
　　
　　之三：感觉周、毛正是因为横垮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等多个阶层和经历，才在道路的选择上有了清晰和深刻的认识。靠良知有些崇高，不如说有切身经历，既上过也下过，才感同身受，有大同之心。
　　知识阶层正是上下层的纽带，所以义无反顾地需要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就算不主动选择，也要被历史所选择。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0　10:00:50　
　　RE:丰满充气的娃娃
　　
　　电视剧评论写成这样有些不伦不类，但的确因此剧而起，有感而发。有许多内容写了一半觉得过严肃扔着。
　　虽称娃娃但很成熟。
　　我以为中共的领导层至少分三层：农民本色的底层，基于自身利益的觉悟。中小知识阶层的高层中的中低层，如林彪陈赓之辈，个人感觉朱德刘志丹这些也算是这一阶层，个人道路本有多种选择，主义一知半解，这时常识性的判断与个人品质就起很大作用。这批人很重要是中枢。最后才是毛周之高层，他们是既有信仰又有创新力的阶层，尽管本无意创新，但属于事到临头逼得出来的那种。
　　
　　看了很多论坛的贴子，觉得太缺两样东西，事实依据和多角度的比较。很想说声给个依据先。所以在文中写了很多依据性的东西，不做过多评述。
　　

作者：骨咪纹　回复日期：2009-06-14　14:22:01　
　　Re:充气娃娃
　　是的，视角有了变化，虽然前后不统一。
　　
　　这段历史以往的视角基本是中共的，而现在人们可以从民族国家相对超然的高度而非敌手角度非左即右的来看国共双方的行为，从国际格局来看国共之争结局的对于中国地位之意义。我以为将来国民党盖棺定论恐怕只能由大陆承担，无法承认同为中华民族，从政党意义上就意味着绝后了。而从民意上说，国共争功抗战前提抗日为功，如果这段记忆化成了东亚战争和南洋战争，亲属灵位供奉在日本靖国神社，还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这段历史第一个感概是残酷，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质疑它是否为民族之悲剧，第二个感概是巨大，因此而产生变革的广度与深度无可比拟（建国后的经济建设直至改革开放都是它的延续）。放到一个更长的历史时空看，孙中山之于清王朝，蒋介石之于北洋军阀，中共之于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后浪推着前浪，中华民族以一种非常中国化又极具时代特色的方式在重生，整个民族生命力被不断唤醒，不断凝聚，不断整合民族的力量来应对挑战，内外格局都需要中华大统出现更合适的守护者。这么多用生命填写的选票推举出这样的政治精英，世界级的领导人，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强的军队，付出多少生命代价才煅造出以弱胜强的军队气质，它的力量属于全民族。
　　
　　作为全民族神器的持有者而非主义或政党的基点，心态不同角度就会宽广，所有为民族流的血，甚至是正面而健康的对手竞争的意义都将被肯定，当然要正视其中的残忍与极端，会作为教训与警戒而存在，而不仅仅是敌人的罪行。我以为这个角度符合历史。
　　
　　
　　
　　这段历史将超越意识形态成为传奇，主义不能涵盖它的全部，它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
　　
　　就政党和政治力量而言，过去只偏重了本体的意志力与主观努力，好象某一方可以单方主导历史，忽略了刺激-反应-再应对-再反应的过程--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手段与方式煅造了中共。正是它的大开杀戒与毫不妥协替中共完成了人员的筛选与组成结构的彻底变更，帮他作了斗争方式与道路的选择，无意中逼使他完成了对苏联的断奶，完成了本土化，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头脑，与中国的社会最重要的基石――农民浑然一体，拥有了撼动旧基石，重塑新基础的安全保障。国民党的挑战激发出了中共非比寻常的创造力，而在这个挑战与应对的互动中，国民党几乎没有成长。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中共最好的敌人，国民党成就了中共。漫长夯实了基础，苦难成就了辉煌。同时国民党也为中共立下了超越的标杆。
　　
　　（对手或是敌人成就了你，特别在比较印度独立过程中感受最深。同为英殖民地，白人殖民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均走宪政授权而和平取得独立，印度宪政授权走不通，只能走抵抗之路；而英殖民地政体与国民党政体对待对手截然不同的方式，也造就了两种不同的革命之路。）
　　
之二
　　
　　就国家而言，我不同意内耗无谓之说。作为世界格局中的民族国家，处在主义决定阵营，合纵连横同时又接阵对垒的二十世纪，浪漫理想与残酷现实，导师与对手的双重性，应对民族国家对手的挑战构成了民族的需求。民族也是有生命体的，所有的合力才完成了历史，这份选择是全民族的，光荣与苦难也归属全民族，只见个别不见整体力量不对，过溢过贬更没必要。
　　
　　被这部戏带动着一步步去了解历史的细节与背景：瞿秋白多余的话，国共两党领导人的出身，职业与革命背景与印度之比较，中印不同道路的选择，同盟会的革命史，中共土地革命全部的沿革，国民党土地制度改革的夭折，抗战时期中共军政民三合一的对抗形态，苏联与国共两党和中国国家的恩怨情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的见闻，抗战前后苏日与美日的涉华事件，苏美对华援助，尼克松与基辛格对世界与中国的见解与判断，中印边境战争；再被牵引到中国的边疆与民族问题，外蒙独立，内蒙自治，新疆的三江革命（或称叛乱），马仲英的河湟之变，云贵30万少数民族基督徒的精神领袖――柏格理。
　　
　　走完这一遍长出一口气，世界风云诡谲，国内波涛汹涌，挑战非比寻常，回应能力也要超凡，历史的公正与无情正在此点，他的标准是做到而不是想到。统观整个革命史，一个念头越来越强烈，历史选择的是人，更合适的人。真正敬佩的是中华民族还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用自身的精血在养育与筛选合适的人选，直到这样一股政治力量慢慢生成。他们逐步具备了创新力，拥有大胆实践力，有极强的纠偏的能力，在本土的根基扎得最深，可以开启最大的民族能量，所有用生命撞击凝聚成的经历，经历转化成经验养育成就了这批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民族选择了扛着红旗的这群人，不是这面旗，更不是道路。直到49年，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乃至列宁主义都还没法在中国真正落地呢，中共走的都是自己的路哪里是马列之路，中共是农村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原创者，哪条是从马列原理中推导出来的。所以有句话是至理名言：我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似我者死，活学我者生。
　　
　　民族选择了勇于试新试错的人，又有自我纠偏能力的人，没有最对只有更合适（现实从来有很多选项不是只有华山一条路，谁应对更好谁正确而不是反之；合力造就历史，哪有先验设计的主观道路行得通）。中华民族这项选择的正确要历经中苏蜜月，中美朝鲜战争，中苏论战，中美和解直至中苏再度握手才能看得更透彻，从苏联模式的追英赶美，直至向西方经济模式转型，这项选择的红利一直支撑中国完成了多次巨大的转轨。
　　
　　余秋雨有个比喻，中华民族是个马拉松选手，一个个曾与中华民族同行的古老文明都消失了。而这个马拉松选手冲进了一个短跑运动会，必须与短跑运动员赛短跑。深以为然，中华民族要想不进博物馆享受固化的荣耀，就不能再向后看，必须向前冲，哪怕已精疲力尽，哪怕咬碎钢牙也要重抖擞，而且文明的厚度，历史的沉淀转化成的民族自尊心也不允许我们停留在排尾，甚至只是二三流的国家。这就是整整百年中华民族承受脱胎换骨式巨变的内在动力与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