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3-02-23

搜索:《搜索》——《乌合之众》的“审判权杖”

【一】前言
“网民们都是傻逼，我随时能掐住全体网民的喉咙，让他们发出我需要的声音！”——网络推手“立二拆四”
尽管这句话狂妄得散发出邪恶气息，但近年来狂飙突进的网络热潮，却越发给予这句话以充足的底气。
毫无疑问，现如今活跃于各个微博、社区、论坛里的哄客们，就如同被遥控的机器军队一般，在网络推手的指挥棒下，唯命是从、指哪打哪而毫不自知。他们因厌恶肮脏丑陋的现实世界而聚集到了网上，却又一手创造出一个更为阴暗混沌的虚拟世界。
回顾这几年所有的网络热点，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网络推手的人造制品：芙蓉姐姐、天仙妹妹、郭美美、罗玉凤、干露露，这些鳞次起立，又栉比没落的奇人异事，事后都被证明是一场当事人自导自演的闹剧。而这些闹剧的炒作手段，又直接改变着现实社会群体的思维方式。2010年10月16日，河北某校园发生车祸案，肇事者在解释自己身份时，一句“我爸是李刚”被媒体断章取义置于头版头条，随即被误读成官二代的仗势狂言。2011年12月，网络风传“丈夫小三逼死原配”的话题，愤怒的网友将“偷情者”人肉并公之于众，谁知没过多久，“被逼死”的原配竟“死而复生”。而最具代表性的，还要数药家鑫事件系列：2010年10月20日，西安某学校学生药家鑫，驾车撞伤路人张妙，下车查看时将张妙八刀刺死。为将药家鑫“绳之以法”，张妙父母的代理人张显，频频在微博上捏造虚假信息，将药家鑫塑造成一个“官二代”“富二代”形象，从而赢得社会舆论。药家鑫被判死刑后，其父药庆卫状告张显名誉侵权，法院判决药庆卫胜诉。而张显则在数月之间，便由万人称颂的义士，沦落为千夫所指的小丑。
当我们将视角从台前转到幕后时，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构成这些事件的主体，绝不止于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热议的具名人物，还有一群默默无闻的草根网民。评定李刚父子声名，讨伐丈夫小三“奸情”，审判药家鑫生死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并非是法官的法槌，而是汹涌的舆情。民意所指，可谓无往而不利。
我们当然不能对网络做出绝对负面的评价。网络平台起到公益救助、舆论监督等巨大作用的例子已屡见不鲜。但我们也毋庸讳言，由于网络信息多、节奏快等特点，网民辨别真伪、判断正误的推理能力恰如江河日下——新浪微博、人人网、天涯社区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假消息、假语录，就是强有力的佐证。而随之崛起并蒸蒸日上的，却是具有专业舆论引导能力的媒体及公关公司。网络这个原本属于全民所有的自媒体，很大程度上已幻化为“三人成虎”的人造谎言世界。
言及于此，我们就知道陈凯歌的《搜索》是多么的生逢其时了。

【二】《搜索》的生不逢时
陈凯歌凭借《霸王别姬》等数部作品，一举踏上国民级导演的殿堂。但曾几何时，随着《无极》《赵氏孤儿》等数次“超常发挥”，陈凯歌又一度成为最没有观众缘的导演。大概是“馒头血案”记忆犹新的缘故，才使陈凯歌拍出这么一部痛批炒作的作品。切肤之痛的先天优势，使陈导将国产电影现实题材的挖掘，推到了罕见的高度，“超常发挥”也终于变成“正常发挥”。可惜“陈凯歌”三字招牌“臭名昭著”，让这么一部接地气的作品饱受无数骂名——电影尚未上映，豆瓣网上便有一千多名网民表示已看过此片，且多半给予差评。最夸张的一个例子是，在《搜索》刚开拍的后一天，就有一位网友留下如此评价：“片子看过了，一如既往的烂。”
然而随着电影的正式上映，观众的评价也开始大为改观，不少知名影评人纷纷叫好，豆瓣的评分由4分多一点，猛然上窜到7.1分。网页下的评论，也由“打三星以上的都是狗”，转变为“搜索怎么奇葩了，求高见”的反驳队形。看到网站上针锋相对的观点角逐，当今网络语境之恶劣，似乎也可见一斑。这也从另一重维度，为《搜索》的内蕴添加一笔勾勒。
我无异于赘述《搜索》在电影艺术上的成功或不足之处，仅在此以《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为理论模型，分析一下《搜索》中“墨镜姐”事件的前因后果。

【三】媒体炮制——恶人是怎样炼成的
《乌合之众》为古斯塔夫·勒庞所著。此人乃赫赫有名的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以研究大众心理特征著称。尽管此人有许多错误的偏见，譬如对妇女、儿童毫不掩饰的鄙夷，狭隘的种族主义观等等，但他对社会趋势及群体运动的预见却有着惊人的准确性。在此仅举一例：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写道：“中国不久就会发现，一个失去了漫长历史给它披上的盔甲的社会，等待着它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在几年血腥的无政府状态之后，它必然会建立一个政权，它的专制程度将会比它所推翻的政权有过之而无不及。”（大陆译者在此句之后，颇值得玩味地加了句注释：“国民党政权的专制使他的预见成为现实。”）
而陈凯歌的《搜索》，可谓是《乌合之众》的电影版注脚。抛开戏剧性和艺术夸张不谈，《搜索》的内容，基本上是我们耳熟能详，最起码毫不陌生的桥段。美貌神秘的女主角叶蓝秋公然排斥社会公德，引来汹汹舆情，其后又桃色新闻缠身，随即遭受无数口诛笔伐，直至人肉搜索。最后叶蓝秋一死求全，罹患绝症的真相被公开，媒体、网络上掀起悼念思潮。而原版小说的结尾则更为灰暗，网络咒骂的矛头，又转移到负责叶蓝秋事件新闻的记者陈若兮身上——于是，就犹如倒塌的多米诺骨牌一般，陈若兮成为第二个，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受网络暴力诅咒的牺牲品。
用电影的话说，叶蓝秋不让座也就是“屁大点事”，却能将人逼得要死要活，这一切自然要归功于运筹帷幄帐中的舆论领袖——陈若兮和沈流舒。前者凭借丰富的职业经验，后者依靠广泛的人生阅历，将受害者（叶蓝秋或陈若兮）打上醒目的罪恶标签，使之成为某种社会渣滓的典型代表，在众目睽睽下将其绑架到十字架上。网民固有的仇恨火种随即被引爆，并排山倒海般涌向受害者。
事实上，“民气可用”向来是古今官场的博弈方式。譬如希特勒的演讲鬼才，奥巴马的振臂高呼，借演说获取的民望，无疑是登顶掌权之重要资源。而现代媒体的运行之道，与政客们的演讲辩论技巧大同小异，无非是巧言令色、眩人眼目罢了。勒庞则在《乌合之众》中《群体领袖及其说服的手法》一章，具体讲述了所谓“领袖”的种种手段。我们大体可以将其总结为三个词：断言、重复和传染。
陈若兮的炒作手段，是此三段式的典型代表。她打出墨镜姐不尊老爱幼的先行立场，再通过线人爆料等方式不断添砖加瓦，坐实了叶蓝秋“缺德小三”的形象（断言）；其后陈若兮扣下道歉视频，并通过邀请名人访谈、采访叶蓝秋熟人、挖掘沈流舒“黑幕”、爆料沈家纠纷等后续报道，不断重复“叶蓝秋祸害人类”的论调（重复）；最终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磁场，网民们一致认为：叶蓝秋这种贱女人，不奸不足以平民愤；沈流舒这种臭大款，不杀不足以慰民心（传染）。
电影中的沈流舒比较务实，只是设局砸了陈若兮的饭碗。而原版小说中的沈，完成了更狠毒的逆袭——将叶蓝秋的悲剧，丝毫不差地复制到陈若兮身上。当年《讨胡檄文》《讨武曌檄》等旷世雄文，其效力远远比不上一篇网络新闻——“女记者陈若兮涉嫌敲诈叶蓝秋接受内部调查”，一篇没有文饰没有修辞的通告，却宛如催命符一般，宣判了陈若兮的死刑。
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身份代入到电影中“不明真相”的网民时，我们会惊讶或者愤怒地发现，我们便如同一只只摇摆不定的陀螺，任由陈若兮或沈流舒抽打玩弄。尽管他们呈现的信息，都确实是所谓事件事实，却绝非事件真相。虽然电影并未突显二人操控舆论的罪恶，甚至着意表现二人在电影中的无辜、无奈亦或无助。但他们的行为，无论出诸何种情感，都显然违背了职业道德，并存在公器私用之嫌。
为谋求某种目的而不还原事件真相的行为，在现实媒体中已俯拾皆是。CNN为首的境外媒体自不用说，CCTV、《人民日报》等政党喉舌不提也罢，就连向来以做深度报道自诩的《南方周末》，时常也无法逃脱断章取义、指鹿为马的指责。至于地方党报，则只能附庸于大牌媒体的身边，可怜巴巴地啃食着人家吃剩下的资源，或者时而自作聪明做出几篇乌龙报道，徒沦为读者的笑柄。

我仅举以下几个例子：
2009年10月，央视著名主持人方宏进因涉嫌诈骗而被取保候审。此事炒得沸沸扬扬，方宏进也因此深陷舆论漩涡。后来当地检察机关以证据不足为由，不予起诉。几近身败名裂的方宏进想找媒体自证清白，却已无人问津。
2010年7月，爆出“产妇因未给助产士红包而被缝肛门”的新闻，后经查证，所谓“缝肛门”只是对产妇痔疮出血点进行手术处理。不幸的是，当事助产士因此失业，生活拮据；当事医院亦被迫停业。
2011年10月，爆出“八毛门”事件：“孩子便秘在A医院要花十万元做手术，在B医院花了八毛钱”。后经查证，孩子确实是患上了比较严重的肠道疾病，经手术方得治愈。此时，该新闻已给整个医疗行业带来极大的负面打击。
2012年5月，癌症女孩鲁若晴在微博写下励志文字，引得万人同情。而后《鲁中晨报》赴医院调查，认为鲁若晴有造假之嫌，提出“鲁若晴没求什么，但网络求秩序”，“鲁若晴：请不要透支我们的同情！”后查证，鲁若晴确有其人，她却早早因受到困扰而选择注销微博账号。

说实话，这些媒体对信息的误读误报，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甚至可以说他们报道的都是事实：方宏进确实涉嫌诈骗，产妇确实屁股被缝（尽管不是肛门被缝），孩子确实在野鸡医院只花八毛钱治病（尽管没治好），鲁若晴确实并非真名。但呈现出的价值判断，却与真相背道而驰，更由此带来不可避免的灾难——这即是新闻人最大的失职与失败。
即便如此，诸如此类的假新闻依旧层出不穷。因为媒体人都知道这么一条真理：“群体没有推理能力，因此它也无法表现出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它不能辨别真伪或对任何事物形成正确的判断。群体所接受的判断，仅仅是强加给它们的判断，而绝不是经过讨论后得到采纳的判断。”

【四】愿打愿挨——受众是如何被洗脑的
每一次媒体误报事件之后，都会有人指责媒体的公信力缺位，新闻人的职业道德沦陷，却鲜有受众群体自我反省。我们为什么会心甘情愿被人弄得晕头转向？勒布给出了一个貌似偏激的答复：因为群体没有正确的判断能力。
是否全体人类都如勒庞所言，偏听偏信并毫无理智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无论是现实中，还是网络上，自然也不乏理性的有识之士。以勒庞的话说，他们“讲究逻辑的头脑，惯于相信一系列大体严密的论证步骤，因此在向群众讲话时，难免会借助于这种说服的方式……然而群众并不比有机物更能遵守这种组合，他甚至没有理解的能力。”——面对有识之士给出的铁一般的证据，狂热的受众不予理睬，或者强词夺理。理性者讲求逻辑，网络信徒却“创造”逻辑，并将歪理邪说无限强化。

不要觉得这个论断是对群体的侮辱，或许事实就是如此，我再举两个例子作为佐证：
2008年汶川地震，万科董事长王石提出“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此言论激起公众抗议浪潮，并严重影响到公司业绩，王石也不得已做出道歉。反倒是王老吉借此进行网络炒作，销量大涨了一把。结果随着捐款被贪污挪用的消息曝光，网络上又陆续出现“向王石道歉”的留言。
2010年药家鑫事件发生之后，西安五名教授联名上书，请求不要让社会舆论影响司法公正。此举自然受到一轮臭骂。然而随着药家鑫被行刑，公众由激愤转而冷静，药家父母的丧子悲情与张家父母的无理取闹被曝光之后，不少人又开始悄悄地进行反省。昔日“药家鑫不死天理难容”的口号，渐渐无人再提。
由此可见，面对滔滔民意，再理智的声音也会显得苍白无力，甚至最终屈从于前者。

另外，易于接受空泛的空号，却无法接受具体的事实，也是群体的一大特征。勒布在《乌合之众》的注释中，曾提起他看到过的一桩“趣事”：
一群愤怒的人把一个将军压到政府，因为他们怀疑他把设防计划卖给了外国人。一个政府官员，同时也是非常出色的演说家，出来面对那些要求立即处死这名将军的暴民。
勒庞的猜想是，该官员会指出这种指控的荒谬性，会说明这个军官实际上就是设防人之一，并且那种计划在每个书店都能买到。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官员只是大声宣布：“正义会得到伸张的！正义铁面无私。让护国政府来决定你们的请求吧。其间我们会把他监禁起来。”
愤怒立即被平息，人群散去。
作者后来醒悟，如果官员只是用逻辑论证去对付那群盛怒之下的人，他必定会被立刻撕成碎片。只有喊出激奋人心的口号，才能稍稍安抚群众的心情。
不要以为这不是真事，同样匪夷所思的事情，在中国也曾发生过。2010年10月16日，一名成都女孩身穿汉服就餐，突遇一群大学生围攻。愤青们把汉服误认成日本和服，强迫其在公共场合脱下烧掉。该女孩辩解和服实为汉服，得到的答复却是“我不管！要平息下面的情绪！” 该女孩只得在厕所中脱下汉服外套与裙子，最后靠好心人借给她的裤子，才得以回到住处。
千家万户来仇日，误把汉服做和服。这种荒诞无知、侵犯人权的举动暂且不提，在明知对方身穿汉服的情况下，仍坚持己见。这种“拳拳爱国之情”，未免让人大跌眼镜，更不免引人反省群体的判断力何以会荡然无存。
2012年6月，新出版的小说《搜索》（此为该小说的第三版，也是最差的一版）中，也添加了这么一句对白：“……你跟网民谈证据，他们跟你说地沟油、三鹿奶粉；你跟网民讲依法办案，他们说法律不外人情；你跟网民讲人情，他们说你贪赃枉法……”尽管网络群体没有逻辑推理的能力，但他们却拥有无师自通的诡辩意识，与激情澎湃的雄辩口才。“偷换概念”这种诡辩方式，在网络上已司空见惯。似是而非的类比、莫名其妙的论证、文不对题的比喻、无理取闹的反驳，常常使一些毫无智商可言的观点，占据了舆论的制高点。热情被推到万丈，节操却掉了一地。
勒庞对此的解读是：“群体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提供给他们的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他们或者全盘接受，或者一概拒绝，将其视为绝对真理或绝对谬论。由于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群体并不认为真理，尤其是‘社会真理’，是只能‘在讨论中成长’的，它总是倾向于把十分复杂的问题转化为口号式的简单观念。”
从解放前群众热烈响应“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宣传标语，到国外竞选时选民热衷于听到“民主、平等、自由” 等空洞的口号。聚集到一块的群体，仿佛还真是个只长耳朵不长脑袋的单细胞动物。

【五】群体的劣根性
当我们被舆论磁场所裹挟时，我们为什么会变成猪脑子？当我们流连于网络各大社区时，我们为什么会轻易受到一些错误信息的蛊惑？当我们面对群情激愤的舆论氛围时，我们为何常常情不自禁随之同化？
换言之，我们能否保持独有的理性、克制与冷静？
事实上，我们很难做到如此。“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得势……是组成群体的个人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特点”。当一个人真正成为“大家庭”一员时，“他的思想和感情就已发生了变化。”绝妙的证据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中国的政治狂热，没有个体、没有异见，有的只是红色风暴。在风暴席卷之下，那些贯通中西、学识渊博的学者泰斗，也丧失了“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大师学究尚且如此，我等凡夫俗子又能何为？
如果说文革的发生，仅仅归咎于中国僵化的思想传统，奴性思维的国民性，应试教育、集权体制等独有特色。那么向来以自由自我标榜的美国，发生的这一件事，会让你毛骨悚然：
1967年，美国Palo Alto Cubberley的历史老师Ron Jones，为了让学生体会法西斯主义，开始采用专制型的教学方式。他通过重复一系列命令，诸如起立、坐下、集合等方式，以及“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等口号，成功将学生们铸造成一个集体。之后，课堂里的人数从30人涨到了80人。学生对老师产生了顶礼膜拜般的感受，甚至接受老师的委派，毫无保留地出卖对该集体表示怀疑的父母、挚友。直到Ron Jones宣布组织解散的那一天，仍旧有超过200名学生笔直地端坐在那里，等待老师的布道。
而这一切，只花费了五天。五天，一群自由散漫的高中生，成为法西斯主义信徒；五天，纳粹速成班启动。
“群众情绪的简单和夸张所造成的结果是，它全然不知怀疑和不确定性为何物”——这话同样出自一百年前的勒布之口。

【六】人言可畏
“群体推理的特点，是把彼此不同，只在表面上相似的事物搅在一起，并且立刻把具体的事物普遍化。知道如何操纵的人，给他们提供的也正是这种论证。”想想我们现实中那些争议人物，哪个不是被贴上了劲爆的标签，从而令人浮想联翩或义愤填膺？官二代代表着体制沉疴、富二代代表着财富原罪、小三代表着灵肉沦丧等等，不一而足。从李启铭到药家鑫，从郭美美到干露露，只不过履行着宣泄口的职责，为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做炮灰而已。
将整个社会问题所聚引的火力，全部指向一两个哗众取宠的炮灰，无疑是浪费并且不当的。舆论应当起到倒逼社会纠错的作用，而不是无聊地打压某一两个个体。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敢于向公权力阴影挑战的勇士寥寥无几，运用道德大棒痛打无辜者的暴民反倒比比皆是，甚至遍布古今中外。“专横和偏执是一切类型群体的共性”，希腊有苏格拉底之死，明朝有袁崇焕之死，民国有阮玲玉之死。他们有的是全民公决而判刑，有的甚至是千刀万剐之后被愚民百姓争相啖肉，有的则因不堪流言蜚语而香消玉殒。这些杰出生命的陨落，均用血与泪的代价，指控着“人言可畏”。而人言，向来是为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所操控的。
叶蓝秋通过凌崖一跃，完成了妓女到圣女的转变。自始至终，却没有人猜想她当时不让座的隐情何在，没有人澄清她真实的身世，更没有人反思探讨她的死是否缘于网络。有的，只是无尽的诅咒、狂欢与意淫。意淫对狐媚妖女的凌辱奸淫，意淫对奸夫淫妇的除之后快，意淫对民族国家的一言兴邦——“正像缺乏推理能力的人一样，群体形象化的想象力不但强大而活跃，并且非常敏感。”
我们当然不能把矛头简单的指向网络暴民，指向舆论操控者，指向不称职的媒体。混乱的表象，折射出公信力沦丧、法律意识淡薄、职业素养下降、辩证思想缺失等种种深层次问题。这些宿疾痼弊，却绝对无法“毕其功于一役”，有待于数十年甚至数百年的渐进改善。

但作为中国煌煌五亿网民的一份子，我们在围观、拍砖、列队形时，是否保持着一份独立人格与警醒意识？毕竟“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流言可杀人于无形。当一句句如利箭穿心的话语置人于死地之后，隐藏在幕后网络愤青们自不必承担道德的责任，更不必付出法律的代价。然而“我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亦难免发人深思、意味深长。
鲁迅曾说过，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无论是电影还是小说，都叙述了叶蓝秋这么一位美丽、坚强、隐忍、知性的女子，一步步走向毁灭的过程。我们见证的，亦可谓是彻头彻尾的悲剧。而在现实生活中导演这类悲剧的，很有可能便是此时此刻正在网络上高谈阔论、引人侧目的所谓“舆论领袖”。这些“舆论领袖”所说的微言大义，多半犀利直爽，令人击节赞叹——但人心叵测，亦不可不防，至少我们应当保持独有的克制与理性，避免在闪烁飘忽的荧幕世界前如痴如醉，避免用二进制代码组成的网络文字来摇唇鼓舌，避免如宗教信徒般围着“领袖”翩翩起舞。
毕竟，衣领和衣袖，是最容易脏的两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