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兴起，往往是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紫禁城的肇建，是一个国家转折的焦点，也是明成祖对其前半生的忏悔和祷告。
其实在1406年明成祖颁诏迁都北平之前，就已经实施了对迁都的一切准备，如以免赋税的方式采取迂回缜密的移民制度；在四川、湖南、广西等地采集大量楠木，并以1万民工和6千士兵以河运的方式运输材料。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巨大的楠木运输只有靠每一里掘井的方式开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备材就长达十年之久。
建成之后的紫禁城一方面遭受着风霜雨雪等天灾的侵害，另一方面在政治格局变动中不断改造、扩张、修缮。它的诞生与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只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实物，而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一脉相承的意象，凝结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思想结晶，更是千百年来政治斗争的见证者。1420年奉天三殿被焚毁，让明成祖开始质疑迁都决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的纳谏措施。百余年来，紫禁城都处于一个不断被烧毁，又不断被重建的阶段，这也正和政治发展有机地契合起来。在乾隆年间，宫廷建筑、皇家园林的改扩建达到鼎盛，奠定了故宫建筑群的最终布局，从生命周期理论来看，这也是故宫从成长阶段步入成熟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而后中国渐渐成为各国殖民地，文物的聚散流变以及坎坷的历史命运，是故宫渐渐由兴盛走向了衰败的标志。由此可见，故宫曲折动荡的历史命运，与中国的发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整个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的缩影。
正因如此，在《故宫——新的历程》这一讲中，才会以1949年以后故宫的发展路程、新入藏文物的征集、故宫古建的维修等为主，揭示了故宫经历了封建王朝的皇宫和初建的故宫博物馆这两个截然不同历史身份的转变过程。而这也是一个古建筑能否长久保存的关键——当一个旧时代的庞然大物想要屹立千年不倒时，必须有其特别的功能价值。
正如1852年到1870年奥斯曼对巴黎城市的大改建，让很多巴黎人一想起来仍然痛心疾首。但是，“奥斯曼也从另一个意义上拯救了巴黎”，假如我们放弃对古建筑的迷恋，大改造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历史承袭性的，正如巴黎圣母院一样，它不仅是一个被历史抛下的艺术躯壳，而是延续着千年不断的宗教活动，使得它还是它，纵使千万年也不变。而对于很多只是一味想要保持原样，纪念某段历史的建筑群体来说，保留是否就意味着能够真正地留下历史的痕迹？如今，批量的文化古迹成为大众旅游的热点，文物保护引起了人们高度的重视。
诚然，对具有如此历史厚重感的世界文化遗产，是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修缮，正如2002年就开始的为期19年的大修而言，从整体到局部，从外围到內维，要怎样把握修缮的尺度也是保护文物的关键。但是，这是基于故宫已安然渡过了由一个皇家住宅的建筑向现代都市博物馆的功能转换，也就是说，对于世界文化遗产而言，要怎样将其功能延续下去，才是我们应当保护遗产的基准点。人们在一味地高呼保护历史遗迹的同时，是否应该理性地思考遗迹的后续生命？它不应该只是一个只有观赏价值的存在物，而是应该有着自己生命价值和灵魂精神的实物。如果将文化景观以旅游商品的形式进行分析，产品当然是有其生命周期的，我们并不能将所有的历史遗迹都保存下来，越早拆除或是改建，就越能更好地保留当时的文化内涵，要是现代人再重新拆掉巴黎的古建筑群，岂不是与历史更加南辕北辙了？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庆幸，是那些勇于在适当时候对建筑物进行改造、进而延续其生命的人，给我们留下的建筑，不仅是可以接受的，还是具有历史沿袭性的？这一观点显然是违背了正常价值观念的，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在质疑人类的普遍智慧，但是，难道紧紧抓住历史的尾巴，就能真正体会到历史的含义吗？既然产品的生命周期是必然存在的，那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如何延长其成熟期以达到最大的效用，而不是站在原地不动，等着它慢慢衰退但是力不从心。其实建筑的生命和历史发展是耦合的，既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建筑不也是应该有着其更迭的规律吗？现代人类的观点就是逆自然，想要抓住一切逝去的东西来证明自己的原真性，可是其中“度”的把握有谁能够揣摩正确呢？再用奥斯曼之外的现代大巴黎来看，它只是真正巴黎的一个粗糙外壳，难怪林达会说，“它并不是巴黎原有风格的延伸，而是匆匆在一个艺术精品外面，套了一个现代的箩筐”。
同样，现代游览文化建筑的时候，又有多少人是能够深入去体会建筑的历史意义的呢？走马观花式的游览方式，除了造成对文物无法挽回的破坏之外，难道还能期盼让人们发出对逝去历史的叩问？我想，如果是仅以游览性质存在的古建筑，是要人们能够和它进行思想对话的，是能够让人们思考引发共鸣的，这样才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真正地体现了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承载物的价值与意义。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延长生命周期的唯一做法，就是实现其观赏价值和实用价值的转换，人们应该清楚地知道，一个城市在发展的时候，真正需要的到底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