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08

天与地:导演说

奥立弗·斯通拍摄《野战排》（1986）之后，于1989年根据越战退伍兵朗·科维克的自传改编拍摄了他的第二部越战影片《生逢七月四日》。《生逢七月四日》的主人公科维克出生于美国独立纪念日，他和父母颇以此为荣。成年后科维克积极报名去越南参战，他要为国家争得荣誉。科维克在海军陆战队里作战英勇，在瓜越河的一个村子里，他所在的班屠杀了整整一屋子的妇女和儿童。1986年的一次战斗中他受了伤，胸部以下完全瘫痪。当他坐着轮椅回到家乡时，并未受到期待中的欢迎。他惊异于连自己的兄弟姐妹都不认同他这种为国几乎捐躯的爱国行为，以致家中不时发生争吵。高位截瘫造成的行动不便及性功能障碍已使他十分苦恼，而家人与国人对他战争行为的不理解更令他烦躁不宁。在墨西哥疗养期间，他从那些身残志也残的荣复军人身上看到自己同他们一样的绝望的影子，他为之猛醒，回国后积极投入到反战的行列。1972年在迈阿密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和战友们以亲身经历向社会大声疾呼战争的罪恶和不幸，科维克以对战争的清醒认识医治了自己心灵的创伤。
越战的经历及对战争的思考让斯通对这类题材的创作欲罢不能，1993年，斯通根据美籍越裔女作家陈氏黎丽的《当天地易位之时》和《战争的孩子，和平的母亲》两部自传体小说改编、导演了他的又一部越战片《天与地》。斯通在《野战排》中直面战争，在《生逢七月四日》中他虽然也正面表现了战场，但更多的篇幅是放在越战军人离开战场后，包括在后方医院、墨西哥荣复军人疗养院以及在美国家乡的生活状态。而《天与地》中，他是以一位越南妇女的角度来讲述战争，影片并未正面涉及战场，而是把镜头伸向战争中的南越人民的生活和遭遇，越南人眼中的美国军人，以及由战争造成的大量美军越裔家属在战时和战后的生存状态，这三部不同视角的影片构成斯通的“越战三部曲”。
“越战三部曲”的一个显著的共同之处在于，三部影片都是根据战争过来人的亲身经历改编而成，从中既可看到作为退伍军人的斯通对越战刻骨铭心的记忆，又可体会作为导演的斯通追求艺术真实的良苦用心。
《天与地》在表现战争的前提下，展示了以美国和越南为代表的东西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和思想信仰，以及这不同背景下的民族对战争的解释。
斯通给影片营造了一个十分优美祥和的环境。影片一开始让人们看到的是一处风景如画的村落，在一望无边的田野生机盎然，和风徐徐，稻浪滚滚，婆娑的绿影中，掩映着古朴的民居。世代生息在这块土地上的黎民们，千百年来在天地父母的保护下，勤劳而快乐地劳作着。在这片令人不忍惊扰的祥和中，影片的故事娓娓道来。如此和平宁静的气氛，既让人产生一种神秘的遐想，又与后面战争给这块土地带来的灾难形成极大的反差。影片如此开场，不仅让生于斯、长于斯的越南儿女对这片土地怀有无尽眷恋，也表现了影片作者对这个美丽的地方遭到蹂躏的一种痛惜。
十年战乱，到1975年美军撤离西贡时，与他们有牵连的越裔家属多达数十万计，本片的主人公冯黎丽就是其中的一个。美军进驻越南之后，她本是父母膝下的乖乖女儿，是美国政府及其支持的南方伪政权造成的越南南北两方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战争，使得千百万像冯家这样的农耕家庭解体并因此卷入战争。黎丽生活在相对封闭的农村，从北越人来到她家乡，她的兄弟们去河内参加人民军，黎丽支持北越统一祖国的斗争、为他们收集情报，到被美伪军抓进监牢严刑逼供，被越共怀疑通敌而受辱，黎丽的无辜受害让人扼腕痛惜。之后背井离乡来到西贡帮佣，怀上老爷的孩子后被太太赶出家门，沿街叫卖糊口，独自抚养孩子，为生计向美国大兵卖身，黎丽的不幸十分令人同情。但至此，她的不幸和遭遇还未构成更深的内心冲突和唤起灵魂的觉醒。直至她结识史蒂文以为找到归宿，与他结婚生子，随他去了美国，黎丽才意识到他们之间的障碍以及她自己内心的障碍。到黎丽发现史蒂文回国后还在为军队干着销售武器的营生，她与史蒂文之间的障碍就变得不可逾越了。一种民族自尊心，一种对侵略者的敌视，让她毅然放弃了曾经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选择了独立的人格，主动地对待命运。
当黎丽在美国辛苦创业，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带他们回越南家乡寻根时，她遇到几种不同的态度：西贡（现胡志明市）的青年人把他们当成体面的美国人投来羡慕的目光。基立村的男女老少把他们视为奇怪而富有的外国人。哥哥亚邦虽把她当做妹妹，但不吃黎丽带回的食品，不接受她的礼物。他说，当他们在前方浴血奋战时，她嫁给了他们的敌人。事隔多年，很多事情已得到谅解，但黎丽不知道美国人究竟让越南人吃了多少苦。战时，他们寄希望于未来，可是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他们不断地死亡，就像大象脚下的蚂蚁。他们坚持斗争，并不是因为他们特别勇敢，而是迫于无奈，只因为了自由。因为黎丽嫁给美国人，冯家吃了很多苦，母亲年老，村里人不愿帮助她。战后亚邦回家寻找母亲时，她衣不遮体，房屋破烂，农具被偷，牲畜被杀。现在生活刚刚好转，黎丽的归家很可能造成村里人对他们另眼看待。姐姐亚美说战后重建家园时心中如同被强暴后再组成家庭的感觉。但是母亲对黎丽的归来是张开双臂迎接的，她认为战争制造了很多墓地，而墓地里是没有敌人的。她高兴地看到女儿成长的过程，从低潮到高潮，从穷到富，从悲伤到快乐，从乞丐到淑女。她认为女儿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事情，母亲以女儿为骄傲。而黎丽对自己的总结如同她的自白：她的生活注定要界乎于南与北、东与西、和平与战争、越南与美国之间，界乎于天与地之间的命运当中。她能够做的惟有如父亲教导的那样，忘掉心中的创伤，抚养好儿子，永存于心中的应该是善良，是对祖先和家人的爱，那样才能听到心中的歌声。影片拍摄时，黎丽带着孩子定居在加州，她已经通过东西方基金会协助越南建立了几家医院，以帮助同胞促进健康。
海军陆战队中士史蒂文是斯通笔下的另一类，他不同于《野战排》和《生逢七月四日》中未脱稚气的热血青年克利斯和科维克，他在入伍前已经颇有经历，因为欠债还钱才穿上军装做了职业杀手。他的特长是使用武器和杀人，所以海军陆战队安排他的任务是执行黑色行动。这是不同于丛林战双方正面接触的一种心理战，行动多在黑夜。有时史蒂文一夜就杀死三四个人，他什么人都杀，耕田的农夫，支持越共的有钱人，都在他行动之列。他杀人手段残忍，杀死后，挖掉死者的心肝弃尸路上，让他不能去见佛祖（即灵魂不能升天），割掉死者的睾丸塞进死者嘴里，缝上嘴唇弃尸床上，然后把这些事都推到越共头上，以搅乱视听。在越南，他贩过毒，贩卖过奴隶，偷运过枪械。他杀人越有成绩，海军陆战队就越叫他去执行黑色行动。他自己感觉就像是被鲨鱼咬住一样，如果不挣扎瞬间就会被吞掉。有一次他的越南女友被人杀害，头被割下来，杀人者手段与他如出一辙。这事对他触动很大，他觉得自己已经疯魔了，他很痛苦，如同在地狱中。认识黎丽后，他想改变自己的过去，换一种活法，有一个安定的家，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可是海军陆战队“三年后付以高薪”的许诺又让他欲罢不能，他继续干着向各国卖枪，教授武器使用方法的勾当。他的双手本已沾满罪恶，旧债未了又添新债。他没有勇气正视自己的过去并与之决绝，他虽然极力为自己的行为开脱，但始终未能自圆其说，残忍与懦弱，罪恶与良知吞噬着他的灵魂。斯通对他没有丝毫同情，他的下场只能是以死谢罪。
导演在影片中多次运用闪回镜头来叙述主人公的信念与信仰：黎丽被南方政府军抓去刑问，在蚂蚁在身上噬血、蛇在胸前爬行的野蛮残忍的酷刑下，黎丽眼前第一次出现弟弟亚修在战场上坚毅的面孔和佛祖慈祥的面容；越共诬陷她通敌时，面前出现慈祥的爸爸和妈妈；向两个美军出卖身体后，她流着眼泪洗澡，眼前呈现战斗中的亚修、劳作的母亲、她的第一个男人安，以及她自己躺在墓坑里被土埋住的影子；黎丽第一次同史蒂文做爱时，眼前闪过家乡绿色的田野和荒芜的土地，受伤的村民及战场上的亚修；得知史蒂文卖枪后，黎丽痛苦不堪，她看见的是火焰发射器喷出的火焰，全村人劳动，全村人逃难的场面；当史蒂文杀性大发，用枪口顶住黎丽的后脑时，黎丽眼前再次闪现火焰发射器喷射出来的火焰，自己被强暴、坐牢、挨打、受电刑，及村民被杀的场面；与史蒂文离婚后，黎丽去寺庙拜佛，大师劝导她要学会原谅，史蒂文做了很多孽，要给他赎罪的机会。救助他，也是救助自己。听着大师的教导，黎丽眼前出现她儿时和妈妈一起拜谒佛祖的情景；当史蒂文带走两个孩子，黎丽在电话中与他重温初恋的生活，哀求他把孩子留下来，画面上是他们初次相爱时的情景。影片在所有关键的地方都用闪回镜头来诉说黎丽的心声，这种只有镜语没有声音的表现方式非但不显繁复，而且准确地讲出了黎丽在每个时刻的心态和感情。这种强烈的感染力，对了解主人公的遭遇及情感历程起到语言表达所不能的效果。
影片涉及的场景尽可能地真实，尤其是炮弹炸到美军基地，黎丽带孩子出逃的一场戏。影片表现她拽着大的，抱着小的，狼狈不堪，好不容易在史蒂文的帮助下搭上飞机，又被美国军人撵了下来，他们怎么能在最后时刻让三个越南人占去三个美国人的逃命机会呢！黎丽和一大帮军人家属在临时避难所挤在一起，他们焦急地询问自己丈夫和亲人的消息，好想早一刻把他们带出越南。整场戏表现等待转移的美军及美军家属的惊恐和混乱状态是1975年美国战败时仓皇逃命的真实写照。影片表现的西贡和蚬港街景，美军基地门前妓女、黑市贩子和各色人等穿梭其间，闹闹嚷嚷，杂乱无序，真实地再现了美军占领下的越南城镇混乱的殖民地状况。
奥立弗·斯通以冯黎丽自己的旁白来结束影片：“僧人说，凡事事出有因，吃苦只会让我们接近神。软弱时教我们坚强，害怕时教我们勇敢，迷惘时教人学会聪明。放弃不应拥有的，恒久的胜利是在心中赢取的，不论是在这个国家还是那个国家。”战争已过去多年，奥立弗·斯通真的是要人们以东方人的信仰来抚平战争的伤痛吗？
不管怎样，奥立弗·斯通以他电影的方式真诚地向人们讲述了战争，他的满腔热忱，他对战争的谴责和厌恶，他的呼吁和平的愿望，都在“越战三部曲”里表现出来，人们有理由向他表示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