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4-11

小城之春:久候的春天

1948年，《小城之春》开辟了别具一格的电影风格，萌发东方现代电影——费穆先生挑选的剧本打破了那段时期注重文本故事性的一贯规则，浓烈的笔墨表现人物复杂情绪在写实和写意之间游离。在这部电影中，导演本身出身上海保守封建文化世家的全面而扎实的艺术积累迸发出来，成就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上“东方电影开荒之作”的美誉，展现东方人独特表达的曲折和隐晦，其中的类型元素至今还是难以逾越的高峰。
电影讲述了在战后的一个春天，戴礼言多年的老友章志忱来小城看望，谁知礼言的妻子周玉纹和章志忱曾经是一对相爱的恋人，玉纹在破败的家里早已失去了对生活的热情，但章志忱的到来又唤醒了玉纹的春天和对爱的渴望。面对伦理和欲望的斗争，玉纹难以抑下心中的涟漪，礼言觉察到好友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服下安眠药希望成全二人，却又被章志忱抢救回来。经过这件事情，玉纹才明白礼言在自己心中的分量，选择重新修复与丈夫的感情，志忱决定离开。春日的早晨，章志忱在礼言一家的目送下离开了这个小城。
从情节上来讲，这部电影故事的主要构成还是基于传统人物的三角冲突——戴礼言、周玉纹和章志忱之间的情感纠葛，他们三人的碰撞置于战后的春天这种有重生意味的时代环境下像是调整人生状态的密集处理，赋予了影片区别于其他基于人物三角关系的电影鲜明旗帜：虽然三角是最稳定最不易打破的结构，但一切发生在万物新生的春季里，和平时代的春天也正在降临，礼言、志忱和玉纹共同接受“以往之不谏，来者之可追”的现实。如此相似的人物关系也在《上海屋檐下》作为主线出现，但夏衍先生创作此剧目之时是在抗战前夕，林志成、杨彩玉和刚出狱的匡复三人之间的冲突和情节走向与革命的话题紧紧联系在一起，匡复因革命入狱又因革命再次离去，三个人的再次见面就像历史的车轮一样必然到来。但在《小城之春》中，三人的人物背景让我们知晓故事的偶然性，都相互认识对方，却又不知道认识的双方也有深厚的感情。人物间最终关系走向带着修复性，无论是礼言和玉纹重归于好，玉纹和志忱解开过往心结，还是礼言和志忱都为对方着想的成全，电影都像只是在讲述人物去解开过去没有消化的一些人情世故，这样的情节使得影片能刻画出的情感复杂但不张扬激烈。
影片以这个三角关系的中心周玉纹作为故事的叙述者，她是矛盾最为突出和集中的人物：曾经的情人志忱重新闯入她的生活，她相敬如宾的丈夫患病多年，玉纹在三人的相处之中痛苦难熬。战争最初彻底带走了她的情人，作为一个女性围困在小城的断城墙内，日复一日过着几乎没有任何变化的日子，担着顶梁柱的位置，失去像戴秀的少女活力，在这样的情况下，玉纹的精神世界犹如城墙被高大的野草遮掩覆盖。在玉纹的一句“我是不敢死”中表现的她对当前生活失望到与死神仅一步之遥，她常常漫无目的的游走的空虚无人填补，直到战争结束后曾经的情人又出现在面前，玉纹对责任与情感二者的艰难抉择把当时受时代局限的女性悲哀命运呈现出来，外在的责任束缚大过自身的欲望和追求，玉纹只能靠着重新开始的梳妆打扮来排遣这种无处宣泄的感情。
在镜头语言的使用上，虽然早期的技术限制了镜头语言的丰富性，但费穆导演以独白的方式进行写意的创作，又大量使用表现人物关系的中景镜头和客观叙事的全景镜头的方式呈现写实的内容，这种交织的出现将三人的造化弄人的戏剧冲突逐渐淡化，新生活希望愈渐盖过了旧生活的颓丧。除了礼言家以外，高频出镜的破败城墙也是人物心境转变的重要见证地，在本部影片中，场景都一致呈现出简单、单调的气氛，在符合破败这一环境基调外，也让笔者更多地关注聚焦于人物身上。
围城内的小城不仅迎来了气候上的春天，章志忱的出现也让戴礼言一家从漫长的冬日里回暖，战争结束带来的和平意味着一个充满可能的时代到来，一切难以描述的情绪在这个久候的春天里消融，抚慰在战争中受到牵连的无数小城和小城里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