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胡同》渐入佳境，第15集之后，绝对能算“宝藏剧”。
《胡同》呈现了生活在胡同中的祖孙三代女性的人生，分别从三个时间点切入：上世纪5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当下。
祖孙三代都是热心人：祖辈田枣是“孩子王”，江湖气重，但敢爱敢恨；第二代孙晓敏两次高考失败，挤不进文化圈，却赶上市场经济大潮，天生的领导力得以充分绽放，但她的志向不在个人成功；第三代林悦伶牙俐齿、办事周到，但与传统的胡同文化之间已有裂痕（尚在播出中，林悦的角色走向还不完全清晰）。
三代女性都在街道居委会工作，勾勒出从街道大妈，到干练的管理人，再到现代社区服务者的变迁。其中饱含的“京腔京韵”，让人沉醉。
为什么要从第15集看？
三个时间段中，第15集开始的第二个时间段最对我的胃口：
其一，从7岁起，我在厂桥街道（2004年后并入什刹海街道）生活了25年，《胡同》的主要背景就发生在柳荫街社区附近，那里每条胡同我都熟。
其二，剧中改变林卫东、孙晓敏、豁子们命运的个体服装市场（在西单商场东），我上高中时常路过，更是见证了新荷花市场从兴建到取消的全过程。那时的混乱、迷茫、纷扰，汇成了一种激情：“人可以靠双手改变命运，只要奋斗，就能成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密码。
其三，当时胡同中，确有很多孙晓敏式的女孩，美丽，大方，得体，从小被同龄人众星捧月，随着胡同文化式微，这样光彩照人的女孩已不多见。
我见证过《胡同》中的许多细节：百姓深夜排队买世界文学名著（当时应是网格本，刘硕良主编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丛书还没出版），社会青年碴琴、打架，大量返城青年找不到工作，地铁站口林立的烟摊，一夜间遍地发廊……包括用升喝啤酒，也让我感到亲切（当时很流行，后来少见了）。
在第二时间段中，林卫东兄弟与孙晓敏的感情是主线，林家哥哥是文化人，但生分、自私、不地道，打心眼里看不起胡同人，林卫东文化低、爱犯混，但重情重义。孙晓敏想上进，感情天平一度倾向哥哥，但命中注定，他和林卫东才是一路人。
今天看，改革开放犹如传奇，但亲历者知道，那是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艰难的路，《胡同》真实地再现了这段历史，它告诉今天的青年人：从他们一出生，生活条件就已经很好了，而无需“天天盼着过年”的人，很难真正理解他们的父辈，也很难深入理解改革开放。
前14集的味道，看过15集以后的部分才知道
那么，15集前的内容是不是该删去呢？当然不是。
前14集与后面存在有机联系，只是不易被接受：一是青年田枣式的粗豪人格，在当下较罕见；二是上世纪50年代初，“抓特务”关乎普通人的生活，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经验；三是社会组织方式变了，个人渐从集体中剥离。
对田枣那一代北京人来说，集体生活非常重要，人们白天上班，晚上开会、集体学习、组织活动，生活紧张而充实。他们本是旧社会的边缘人，蜗居在胡同中抱团取暖。比如索爷这样的破落户，一身毛病，内心又保存着人性的温暖，如果不是邻居们搭把手，他早就饿死在街头。再如僮老板，清高、傲慢，但已无缘社会，只能坐吃山空。
上世纪50年代，这些沉默的人们被发动了起来，给他们以当家做主的感受，那种自豪感是难以描画的——所以他们信服田枣。
毕竟，大多数老北京人生活在大杂院中，进了门，彼此就是家人，必须互相照顾，现代人觉得，老一辈“热情过度”“不重视隐私”，可对老一辈来说，现代人的拘谨、强调个人才是虚伪、装蒜和不仗义。现代人从小生活在一个个单元中，甚至已不习惯在同性面前洗澡等，而胡同人从小在公共浴池一泡就是半天，双方遇到同一问题时，第一感完全不同。
正因前14集铺垫出老一辈的特质，才能理解，孙晓敏为什么选择了林卫东，而不是他的哥哥；为什么林卫东有那么多机会，偏对孙晓敏不离不弃；为什么豁子一边犯混，一边却对朋友两肋插刀，对女友百般呵护……这中间，包含着内在的合理性，去了哪一边，他就不再是真正的北京人。
不纠结于具体演员的表演，沿着“什么是北京人”的线索看，《胡同》完整且有趣，但它需要一点耐心——这是一部风俗版的北京市，应慢慢品味。
怎样演好北京人
写北京人，该怎么写出北京味呢？至少三点，《胡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其一，北京人是“顶着说话”。
北京话有味道，不只是用词独特，而是“顶着说”，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双方在话锋中试探并妥协。比如孙铁教孔三撂跤，田枣看不惯孙铁卖弄，便有了下面的对话（大意）：
田枣：你那一脚也踢得太高了呀，差点踢人家肚子上。
孙铁：不是，那是他肚子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孔三：两口子打架，别伤街坊，谁肚子大？干脆，你们也别耍嘴了，你们俩来来吧，我也瞅瞅……过过眼瘾。
孙铁：你过眼瘾，找你媳妇摔去啊？
孔三：我媳妇玩文的，再说她也不是我的个儿啊。
面对孙铁硬怼，孔三从容退让，既找回了面子，又侧面鼓动田枣和孙铁动手，这种“既把别人逗了，又不失面子”的技巧，与油嘴滑舌迥异。胡同生活逼仄，滑稽是为了留有余地，万一对方翻脸，可以说是“开玩笑”。北京话不只“损人”，也“自损”，通过“顶着说”，完成彼此试探。这样的桥段，《胡同》中比比皆是。
其二，主动融入小共同体。
小共同体有排他性的一面，但也有温暖的一面。妓女春喜被解放后，索爷和她的爱情终于有了指望，可家徒四壁，怎么将春喜娶进门？邻居都伸手帮忙，连家具店老板都说：我们家和索家是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他要，我一分钱不收。
这不代表人们真的不在乎钱了，但只要融入邻里小共同体，一切便可忽略。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社会扮演，通过婚姻、公共劳动、日常接触等，达成彼此信任。这是上千年农耕文明积淀而成的生活方式，可能有悖于现代性，但由此形成的情感模式、认知方式，注定会长期存留。
在《胡同》中，刚子和春华的成功，小煤核儿被师傅僮老板原谅……都体现了这一文化过程。
其三，“仁义”是老北京人的“魂”。
《胡同》中呈现的都是有七情六欲的小人物，在时代变迁中难免丧失方向感，但胡同文化的修炼，让他们习惯了集体生活，习惯了以“仁义”为压舱石。
随着社会进步，林卫东、豁子等昔日敢想敢干的年轻人渐被淘汰，该如何安顿心灵？如何重建人生意义？成了大关节。林卫东兄弟的选择迥异：哥哥将家人送到海外，自己则在国内横跨几道，靠关系闷声发财；林卫东却怎么也看不上哥哥这种“成功人士”，他离不开自己生命的根，那是他的骄傲、自尊的基础。
孙晓敏曾是个体户们的“一姐”，可她决定回街道工作，一旦与群体剥离，她便无所适从，找不到安心感——真正的老北京人不习惯只从“我”的角度看问题，而是“我们”，其内核一言以蔽之，就是“仁义”，只有活得“仁义”，让熟人也说你好，你才是真的好。这其中，包含了成就“大我”的契机。
在《胡同》中，刚子、索爷、僮老板、豁子、孙铁、田枣、林卫东……真正支撑着他们的，便是那份来自传统的“仁义”，不论生活中状态如何，但对这份“仁义”的向往与坚持，始终不变。呈现北京文化的电视剧有很多，《胡同》独树一帜，正因它抓住了这一根本。
明天的观众还会看这部剧，从中寻找“仁义”
随着胡同逐渐消失，曾经的“推门就进”“邻里如亲人”的生活方式也许会渐行渐远。不否认，小共同体也有两面性——亲亲疏疏，内部与外部的规则不同，生活在二元世界中，难免有虚伪、欠公平、公心弱等问题。
第三代林悦遇到的麻烦是，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大爷明知理亏，就是不愿拆掉私搭乱建的小厨房，把个人利益说成是集体利益。讲感情时，温暖如春；讲道理时，故意犯混。
在《胡同》中，豁子是典型代表，当年跟随林卫东发了小财，当不了“倒爷”，只能靠出租违法门脸生活，孙晓敏告知租户实情，断了豁子的财路后，他气急败坏，不顾多年情分，在田枣家当着长辈大闹起来。在小共同体生活中，类似的磕碰有时是无解的。中国的发展速度太快了，我们用40年走过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由此带来的种种问题，需经历一个长时间，才能被社会消化。而孙晓敏、林卫东这一代卡里斯玛式的人物已难适应新问题，未来需要林悦这样的、与胡同文化有一定隔阂感的年轻人。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老北京文化会不会逐渐消逝？怎么保留温暖的小共同体文化？
然而，这可能是个伪问题。时间永远向前，小共同体文化消逝了，会有大共同体文化涌现，老北京文化消逝了，会有新北京文化崛起。正如冯骥才先生在《神鞭》中写到：辫割了，神留着，换个样，还是绝活。
相信“仁义”就是那个“神”，它注定会在人间常留。未来的人们，也许还会打开《胡同》，追忆曾经的“仁义”，那是如此温馨、体贴，如此有人情味，会感慨剧中几代人在发展与守旧间，能如此好地把握自己……不过，明天的观众仍要有一点耐心，至少看过15集后，再做评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