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12-29

雷恩的女儿:《雷恩的女儿》影记

据豆瓣给我推送的年度书影音报告，我今年最关注的导演是大卫·里恩。今年共看了他的四部影片，分别是《印度之行》、《桂河大桥》、《阿拉伯的劳伦斯》和《雷恩的女儿》。这一年非常奔波，即便生活外观并无大变化，精神上的跌宕却历经否定之否定，说是“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也不过如此罢。一年里看过的电影不多，《雷恩的女儿》却仿佛这段思想历程的纪念品，深深嵌入记忆。
看过里恩其他的作品就会知道，他很一直关心现代民族主义及其引发的战争、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等问题，《桂河大桥》及《印度之行》对此都有深入探讨。因为这一基本关怀，里恩作品中的爱情故事往往用于烘托宏大叙事。有的片子甚至完全无关爱情，比如《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桂河大桥》。在《雷恩的女儿》里，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与作为历史背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及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男主角Doryan少校在一战中受伤残疾，无论精神还是身体都饱受战争创伤。为了养伤，他受命担任作为英国殖民地的爱尔兰某小镇的军事长官。来到这个有着强烈民族排外情绪的小镇上，少校和当地女子Rosy相爱了。这段爱情既挑战着婚姻伦理（男女双方各有家庭），同时对于当地民众的仇英情绪更是一种挑战，所以这是一段双重禁忌之爱。Rosy不但背叛了丈夫，而且背叛了民族。对当地民众来说，这位英军少校不但占领了他们的领土，而且霸占了他们的女人。男女双方的爱情愈是炽烈，其所引发的当地民众的集体愤怒也愈强烈，两者之间不断上升的张力终致Rosy被暴民当众凌辱，不得不远走他乡。
我想导演真正想探讨的问题就是二十世纪的民族主义问题，即为何我们要把自己隶属于一个一个不同的集团——地域、国家、种族，而不是仅仅作为我们个人而存在，仅仅对我们个人的良心负责？为何我们不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为论断的标准，而是以各自所属的群体亲疏来判断？为什么我们总是让集体的名义高于个人的名义，让集体的激情优先于个人的感情？为何少校和Rosy之间真挚的爱情不见容于世，而暴民的残忍行动却高举着“民族”的名义？一旦个人首先是作为某个群体的成员而非以他的个人身份而存在，即意味着他将不再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为一切残忍的行为都可以集体的名义进行，比如当地民众当众撕烂rosy的衣服，剪断她的头发。平素的个人恩怨也可在此刻以爱国的名义发泄。小镇居民全体出动打捞军火一幕，可谓万众一心，可真的就万众一心吗？萨义德说，“即使在被压迫者中也有胜利者和失败者”，君不见Michael 日复一日受到乡亲们的嘲笑和捉弄？
同仇敌忾的情绪确有感染力，连一向主持公正的神父也加入到大伙打捞军火的集体行动中了。然而，神父毕竟是正义的象征，宗教也须侧身于民族激情之外才可保持其超越性，最终神父制止了众人羞辱Rosy，并且目送他们远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影片开头处，刚从都柏林回来的Charles来到rosy父亲的酒吧喝酒，老板想向他打听点民族独立运动的消息，charles却语焉不详。待他走后，老板不无讥讽地说，什么也问不出来。charles是当地不多的知识分子之一，有理性的知识分子当然不能让自己委诸非理性的集体情绪。打捞军火的集体行动，Charles也许是镇上唯一没参加的人，而那位常年以支持民族独立运动自我标榜的酒馆老板，在关键时刻不但出卖了民族独立运动，也出卖了自己的女儿。
哈耶克说，道德不仅必定是个人行为的现象，而且只能存在于一定范围内。一个解消个体责任的集体运动，其结果只能是道德水平的下降。然而已过去了的那个世纪又是民族激情登峰造极的世纪，是班达所说的“政治仇恨的理性组织化的世纪”，是人们热衷于将自己隶属于不同的集团和派别去反对另一些人的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仅仅过了二十年，紧接着是更大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怪里恩在《桂河大桥》片尾炸桥的一瞬，借军医之口惊呼：“疯了，疯了！”少校在经历民族间的厮杀的一战、又亲历了爱尔兰人对英国人的民族仇恨之后，尽管一度曾短暂沉溺于个人恋爱，最终还是选择了自杀。他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
在这部影片里，爱情作为集体化和政治化的对立面，是个体感受的象征，是人类原初情感的回归。我想这才是里恩拍摄本片的本意所在。
终于在岁末写完了这篇郁积已久早就该写的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