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基阿罗斯塔米是伊朗支柱型导演，成名于八十年代末期的儿童电影《何处是我朋友的家》，该电影与其后的《生生长流》、《橄榄树下的情人》被合称为阿巴斯“乡村三部曲”。

阿巴斯的电影常以平淡且隽永的镜头，徐徐的记录着人们平凡生活中的情感。在《何处是我朋友的家》里，导演将镜头聚焦在一个乡村小男孩的身上，小男孩因为拿错了同学的作业本，却不知道朋友家的地址，于是奔跑于村庄之间。大人对小男孩的困境一无所知，把一切当做理所当然，却傲慢、自私、功利的审判并揣度着小男孩的用意，于是，小男孩只得孤身前往另一个村庄。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调和，导演却将激荡的矛盾隐藏于生活细碎的河流里，把一切家庭间的训斥，与路人琐碎的对白，小男孩欲哭未哭的泪水，都悄悄藏在伊朗宁静的村庄里，或是小男孩蹙着眉的大眼睛里。

《手册》将阿巴斯的电影称之为装置艺术，因为“乡村三部曲”处在紧密的勾连一种，它们三者循环在互文、解构与重构之中。

《生生长流》电影对焦在灾难后的人们，故事主线是导演旧地重游，寻找他拍的上部片《何处是我朋友的家》的小男孩主角，而导演在灾难中的所见所闻，又构成了下一部片，《橄榄树下的情人》里的主要剧情。

《生生长流》最为精彩，导演在震后的废墟里游走，在旅程中不断与每一个路人发生相遇，联结，得到路人生命中琐碎的一小段陈述。对一场灾难的叙事，就这样在身为导演的主角与许多路人的相逢、细碎的对话里，慢慢建构了起来。导演并没有选择以更高的视角加以审判，或是怜悯或是沉重的，而是像小津安二郎一样，在虚构的现实里平视人物。《生生长流》不如惯常的灾难片里，试图呈现严肃的痛苦，人不应该赞美痛苦，也不复制痛苦，人透过灾难，赞美的是生命本身。

在导演极为克制的镜头里，框画住了灾难里无数路人的脸，他们或稚嫩或年迈，有的已经丧失所有，孑然一身，有的人幸运的毫发未损，他们或是痛苦，或是淡漠，却都没有停在原地恸哭，少妇依旧在一边叱责着顽童，一边操持着家务，老汉在残瓦里刨掘着蹲坑，青年还在修着无线接收器，村里也不愿错过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年轻人在震后一如既往的举行着婚礼……生命的确十分脆弱，在灾难面前不堪一击，没有一丝拒绝的力量，但生命确实在软弱里饱含着韧性。

他（基督 ）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急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

在《圣经》里，最一开始诞生的人类就刻上了原罪的烙印，每一个单独的生命都极为脆弱，即使极为幸运的越过灾难，也注定要在生老病死的痛苦里循环，个人的软弱面对强力，甚至连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都困难，但是“我什么时候软弱，我就什么时候刚强”，以软弱得以战胜上帝的，或许便是生生长流了吧，死了一次的单个的人，不过是一次西西弗斯的尝试，但是永远生生不息的人和永不停止的西西弗斯，却是与上帝同样永生的存在。生生不息自是人类软弱的尊严。

在《生生长流》里，有一幕极为动人，过路的小男孩劝起守寡的妇人，说起了亚伯拉罕被上帝要求弑子以检验忠诚的故事。

“你应该听过亚伯拉罕的故事，神要他献上他的儿子，当亚伯拉罕举刀，执行神对他的旨意时，就在那挥刀直插儿子的瞬间，天使带来一只羊说道：‘你用它代替你儿子，’你会问，神为什么在你女儿开始生活的时候杀害她，我相信劫后重生，会更珍惜生命，我相信存活下来的孩子，更能体会生活。”（《生生长流》）

克尔凯郭尔在《恐惧与战栗》里面这样写道，“世人也有人从其所爱的家园流亡出走，但当他痛苦地追寻和寻找他之所失的时候，他不会被忘记，他的悲歌不会被忘记。而亚伯拉罕不作悲歌。向人示哀、与悲泣者同悲泣是人之常情，但更伟大的是拥有信念，更值得深思的是拥有信念的人。凭着信念，亚伯拉罕接受了一个允诺，那就是他在地球上的子孙万代都将受到庇护。”于是，在这样痛苦的信仰和悖论里，亚伯拉罕举起了刀，他以他最为软弱无力的力量，愚蠢的智慧和疯狂的希望战胜了上帝。

“追寻”更像是乡村三部曲的主题，小男孩在追寻着朋友的家，导演追寻着小男孩，男主角追寻富家小姐，他们在宏阔的背景布下，上演着每一个小角色最为重要的一场追逐，伊朗宁静的小乡村，断背残垣的震后，徐徐重建的乡村，亚伯拉罕的后代依旧在村庄里生生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