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09-11-27

小城之春:废墟与新生

1948年，当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时，费穆的一部电影《小城之春》上映了。不过，这部电影是如此的“微小叙事”：不知名的江南小城，一段废弃的老城墙，一家破落的庭院，廖廖可数的人物（总共5人），一段或者几段割不断理还乱的感情。用现在的话来说，可谓非常“小资”。
如果把电影从其时代背景割裂出来，仅就故事而言，虽然略显缓慢，却已经极为精彩，仅此一项，就足以令此电影永载史册。片中旁白的应用，对人物心理活动之表现，显见“意识流”的文学创作对电影之影响，亦足以令此电影足够“先锋”。事实上，法国六七十年代的黑白电影，就艺术的前卫性而言，亦未必高出此电影太多。事实上，中国的文艺创作，包括文学、电影、诗歌，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几乎是与世界同步的，当时国内的许多文艺创作，就其现代性、新颖性、前卫性而言，并不输给欧美发达国家。
悲哀的是，国内的许多所谓小资们，有功夫和闲情去看《卡萨布兰卡》等西方的老片，却对诸多的华语老电影不闻不问，甚至名字都没听过。何其媚外，亦何其无知。
回到这部电影，网上已经有许多富有新意的解读。不过，问题在于，费穆和这部电影想讲述的，果真就只是一个女人和两人男人的故事（玉纹和礼言、志忱）或者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的故事（志忱和玉纹、妹妹）？或者只是表达某种人类共有的情感困境和情感难题？或者，表达个人对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抗争？显然，这些解读都是具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在那个时代，拍这样一部电影。
文学和艺术，与时代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文学和艺术，可以说是“时代的精神”，借用一下黑格尔式的表达。但是，它有时表达的是时代精神的正面，有时是其负面。有时，具有前瞻精神；有时却在回恋从前。有时，一件历史事件发生了，却要在几年之后，甚至几十年之后，人们才有可能真正地在“时代精神”之中反思它、把握它，理解它。
二战1945年结束，可是要迟至1985年，兰兹曼（Lanzmann）才完成他的电影《Shoah》，来讲述犹太人被德国人关入集中营的故事。
因此，虽然《小城之春》上映于1948年，但是电影里暗含的，似乎仍然是八年抗战。影片一开头，就把时间设定在抗战刚结束了。可是，抗战结束了，八年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上的创伤并没有结束。但是，人不能永远留在这种创伤之中，因此这部电影，讨论的就是如何从战争的废墟中走出，从而重获新生。好比，当一个游戏，一个棋局陷入某种困境，既不能退，亦不能进，这时，通过增加一个棋子，或者减少一个棋子，使整个棋局变活，重获生命。而对于生活来说，无论是对于某个家庭，还是某个单位，某个团体来说，当一种生活陷入某种困境，变得死气沉沉时，生活于其中的人，自然就会希望有某种改变。这时，只需要一个事件，一个棋子，一个人，就有可能改变全局，直至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这似乎是一种系统论的解释，不过，这正是许多电影的套路，包括许多好莱坞电影（某人的生活突然出现危机，于是此人被卷入某一事件，并成为英雄）。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杜甫《春望》

某种意义上，费穆的这部电影，是老杜这首诗的一个注脚。今天的人，沉醉于歌舞升平之中，迷恋于灯红酒绿之色，沦为房奴、西奴、性奴，早已将居安思危的祖训抛诸脑后。和平与发展，既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战争、阶级斗争等等一切，都慢慢地远离我们了。甚至电影上能见到的所谓战争片，充其量也不过只是“李云龙”这样的好勇斗狠之徒。谁还曾记得，先人对于战争有着极刻骨铭心的体验，有着极深切、极沉痛的反思。
“宁作太平犬，不作乱离人”。有谁某心给人作狗作奴？可是，却有人宁愿作太平时代的狗，也不愿作战争时代的人？如果不是对战争的破坏性和残忍性，有着最为深切的体会，何曾能说出如此话语？这岂是某些动不动就说“美军打进来我给带路的人”可以体会的？
八年抗战，一半国土沦陷，死亡2000万人，物质方面的损失不可胜数。不过，电影并没有讲这一切。电影首先呈现的是，废墟、一个病人，一个照顾病人的女人。但正如玉纹所言，与其说礼言是肺病，不如说他得的是精神病。也正如志忱所言，礼言虽有肺病，但并不要紧，要紧的心脏。一切都指向——“心”。有形的伤害是可见的，无形的伤害是不可见的。礼言一家，只是千千万万个在战争中变得支离破碎的中国人家庭中的一员。虽然原本家境颇为殷实，但经此一战，却几乎只剩下几间废墟中的破房子供他们兄妹容身。而更糟糕的是，他因为身体有病，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脾气变得越来越坏。家产没有，身体病人，莫非连心也死了？哀莫大于心死，礼言之心，已然一潭死水，活着死着，有何区别？
与之类似，玉纹与他结婚八年，他病了六年。婚前本不爱他，婚后本想一心侍奉，谁想礼言一病，脾气越来越差。两人关系也就越来越冷淡，形同路人。在玉纹这里，是不满意于此下的生活的，但是，却看不到新的生活的希望，所以，她也就绝望了，她的心“冷”了。礼言后来向志忱说，玉纹很好，很照顾他，但是他觉得玉纹很“冷”。
一个心已经“死”，一个心已“冷”，好在还有一个活泼开朗的妹妹，让这个家庭多少保持一些温暖。但是，仅仅妹妹的存在，不足以把一颗死的心和一颗冷的心带出困境。
不过，一切改变了，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这也意味着电影的真正展开。志忱来了，志忱有着双重身份，双重作用，因此他一颗棋子能够带活整盘棋。他既是礼言的老朋友，亦是玉纹的旧情人，他的旧情人嫁给了他的老朋友，而他这一切并不知情。他有一颗热心，充满活力，这种活力，来自于他所来自的世界。虽然他也在小城出生长大，但是，显然，他走出了小城，投入另一个世界。固然，他的西装，与礼言的长袍构成明显的对比，似乎一个代表传统的中国，一个代表现代的西方或者西化的中国。但是，实际上，从两人的台词及台词所透露出的信息来看，两人实际上都同样受到了西方思想的洗礼。从礼言最后选择自杀来成就志忱与玉纹这一点来看，礼言已经完全是一个有着现代的婚姻观和爱情观的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二者的经历不同。志忱成了一个医生，转战多方，贵阳、长沙等，可以想见，他是一位参加了抗日的实际斗争，并从中得到了历练的。这是这种抵抗、这种抗争，是其活力的来源。他的背后，是一个抵抗的、奋斗的中国。而礼言，留下在小城养病，一事不为，一事无成，默默地承受着伤害，甚至把这种伤害转嫁给玉纹。从这方面而言，玉纹和礼言，都代表着受伤的中国人，这种伤害，不独是物质上的损失和身体的苦痛，而尤其是心灵的伤痛。志忱的到来，使得二人有可能重新获得生活的信心与活力，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希望。
另一方面，对于志忱来说，他的心灵，何曾不也重重的受伤。十年漂泊在外，离乡别井，亦远离自己的爱人。十年之后重归故乡，本想重寻旧爱，谁知昔日恋人已成为老友的妻子。若要横刀夺爱，于情于理皆难说服自己；若不是夺，奈何十年相思之苦。志忱也陷入了情理的两难。
礼言的自杀及其得救，终于让三人走出困境，重获新生。对于礼言，早已“死心复活”，在自杀前，他也已经慢慢改变自己，并与妻子修好。对于玉纹，经历十年的相思，她终于有机会可以向志忱表白，虽然遭到志忱的拒绝，但她已经可以无悔于这段恋情，从此可以放下过去，与礼言开始新的生活。对于志忱，他也可以放下过去，去面对新生活。
忘记说妹妹了，她是新成长起来的一代，才16岁，无忧无虑。她也喜欢上志忱，临别时，要求志忱夏天再来看她。富有青春活力的她，喜欢志忱也在情理之中。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她身上，代表的是另一类中国人，或者说中国的另一面，青少年的、成长中的富有活力的。
由此，似乎有三个中国或者说中国人形象了：一个是抵抗的，一个是受伤的，一个是青春的。而最终，是抵抗着的形象，带领大家，从废墟中走出，一起走向新生，走向希望，走向明天。
这样一种解读，或者过于宏大，过于政治，过于抽象，过于主观，与“微小叙事”的电影本身似乎离得过远。但是，正如某一派学人所言，歌唱“大江东去”也好，低呤“无可奈何花落去”也罢，内在都包含着“作者”的大意微言和隐微叙事。或者，这种解读能起到抛砖引玉之功，引发真能见微知著、知人论世之文。而且，这种解读，绝非正确的、到位的解读，不如说是一种曲解，一种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