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文章里我主要强调了一下《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原著与新老版电影一些细节的区别,并且给这类书籍和电影做了一些简单的定义以区别两者——新版和旧版的区分以及书籍和电影的区分方式。
在这篇文章里,我尝试去挖掘电影的深层意识,找出埋藏在原著和电影中的一些容易被读者和观众忽略的线索。
我准备在《阳光下的罪恶》和《尼罗河上的惨案》选择一部作为对于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延伸,意图从这类侦探电影中找到一些共同点——不仅仅是结构上的,还有概念上的,而且有意思的是,我所提到的这两部电影,和《东方快车谋杀案》一样,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电影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这样的话,我们不仅可以完成既定的关于:探索结构和概念的任务,还可以对原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写作套路——甚至可以说是侦探电影的写作套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这样来说的话,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任务进行一个主题上的概括,就是:关于电影的意识形态上的探讨。
综合以上,我思考再三,选择了一部《阳光下的罪恶》作为这篇文章的一个主心骨,来聊聊我们熟悉的推理电影和小说,除了悬疑故事和细节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索的。
当然,在文章中还有会穿插到《东方快车谋杀案》以及《尼罗河上的惨案》的一些剧情细节——我们初步要讲的主要还是电影,还是《阳光下的罪恶》,但是最终目的是要找出这三部电影内里所共有的一些东西——这才是重点所在。
悬疑推理片
可能很多朋友对这部电影不太熟悉,其实在看《东方快车谋杀案》之前,我也没有看过这一部电影,只是为了更深入的了解一下阿加莎的作品才看了这部电影,除了《阳光下的罪恶》之外,我还看了一部电影,就是上面所提到的《尼罗河上的惨案》。
这三部影片的故事结构都是类似的,我们就拿《阳光下的罪恶》来详细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说这些作品类似,以及他们到底类似在哪些地方?
首先,《阳光下的罪恶》发生的地点是在一座小岛上,所以人物是固定,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突然出现一大群游客的,所以嫌疑犯是固定的。
这部电影的故事主要讲述了一座小岛上的一起杀人案件,但是在故事的开头呢,他并没有讲述岛上的生活,而是向我们展现了一场蓄谋杀人案件,死者是艾丽丝鲁波夫人。




当然,只有这一件事情是无法形成因果关系的,电影开头就向我们展现了一场看似与后来剧情毫无关联的凶杀案,那么这起案件对之后的事情真的没有影响吗?
显然,事出必有因,开头案件中死去的女人,正是在岛上谋杀另一位女人的男人的前妻,这个男人叫做帕特里克·雷恩福德。




电影是在最后一刻才将谜底揭开,显然,这种揭开方式足够合理,因为逻辑上讲得通,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这种揭开方式有些熟悉呢?
在电影《东方快车谋杀案》(这里提到的是1974年版本)里,一开始同样也是案件的开端,只不过这次变成了绑架案——被称为历史上著名的阿姆斯特朗绑架案。




仔细回想剧情的话,你会发现,电影是在中后部分才开始将这起案件与东方快车上的谋杀案关联起来的,我之前有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引发事件,那么这两部电影的开头的案件就是引发事件。由一个引发事件引发出无数人物,而这些人物则形成了故事的主线。
讲到这里,我们似乎可以把这类电影的创作概念定义出来了,但是如果再尝试分析一下《尼罗河的惨案》的话,你会发现,定义概念并不那么容易。
我们只是就当前所知道的这几部电影,来尝试着对电影概念进行定义,但是其实这样还远远不够。
在前文中,我提到了阿加莎在写《东方快车谋杀案》的时候,并没有将引发事件——也就是阿姆斯特朗绑架案放在最开头,而是放在了小说偏后的部分,这样这起绑架案就不应该叫引发事件,而是叫做启发事件了——它启发了读者以及书中人物,并开拓了案件的思路。
相比书籍这类载体而言,电影载体则更适合引发事件的展现——它足够让观众能够理解时间的起承转合,逻辑也足够清晰。
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推理电影都是由引发事件开始讲述故事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了。
它选择的是利用一场案件侦查的展现来烘托或者说是强化主角,而不是去强化故事,这样的手法其实也出现在很多近代的电影里——比如我们熟知的《嫌疑人X的献身》里,一开始是伽利略做一场实验,强化主角的推理能力,进而才转向了故事主线中。
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对以上这几部影片做一个大致的区分,只要了解了什么是它们讲述故事的主要核心,什么是推动整个故事前进的重要砝码,那么我们才真正知道这部电影或者说这类电影的意识形态该怎么定义了。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把以上电影按照时代划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推理电影的主要风格就是以事件为主,强调故事,人物形象戏剧性强,且形象固定。
到了21世纪呢,推理电影得到了变革,一个很大的变革就在于人物的强化,而故事则居于其次,强调人物性格的多元化,强调开放式场景。
关于开放式场景,我们可以在新版的《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找到答案——展现雪崩的那一段情节里,电影表现出来的情景,要比发生在列车内的主线故事的情景要大的多得多,而我们再看看老版电影呢——最大的环境展现发生在电影的最后一段——火车逐渐远去的场景——这也是在电影中出现的最大的一段环境展现。
探索真相和未知
当然,我们首先要承认,电脑特效在这方面为新版的电影加了不少分,但是除了电脑特效以外,故事的戏剧性的强弱也同样说明了一些问题。
即使不是推理电影——像《鸟人》这样的封闭场景展现,镜头在表现的过程同样也要强化空间的纵深感,同样的电影《爱乐之城》也是如此。
或许我们可以依照此类特点,总结成:随着时代的进步,电影开始强调人物,同时弱化故事。
看起来好像确实是如此,《阳光下的罪恶》里,人物如此众多,但是每一个人的性格和形象非常固定,所以我们在观看的时候可以一眼就能够辨认出这些人物是谁以及在做什么?
但是放在如今的电影里,我们仿佛很难做到这一点了——电影在强化人物的同时,也赋予了它们一定的主动性,我们无法去评判这种主动性到底是好还是坏,因为它是一种进步——一种思想的进步。
在文章的一开始,我们要去尝试挖掘出推理电影本身的意识形态,但是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电影的意识形态呈现出一种惯势——我们在上文中一直在强调故事的戏剧性,而无论是《阳光下的罪恶》还是《尼罗河上的惨案》,亦或是《东方快车谋杀案》都是如此,他们表现出一种踏实的存在感——姑且称这种感受为存在感。
而第二类电影呢——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新世纪的一些电影,它们则都是表达一些概念上的东西,无论是在《嫌疑人X的献身》还是在《东方快车谋杀案》里,电影兜兜转转,仍回到了人性上面去了,而老版电影唯一一处提到过概念问题的,就是这一部《东方快车谋杀案》——同时它也是原著作者阿加莎的最著名的作品。




因为它提到了一个灰色地带,既不是是,也不是非,真相难以定夺,它并不像故事结构一样清晰可见,也不像喜剧人物一样动作分明——《东方快车谋杀案》里抛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黑色地带的,而新版的同名电影中,直接由主角发问: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现在有了你们,我不知道该怎么判断。
我觉得可以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因为强调了思想而不是案件,所以《东方快车谋杀案》经久不衰,为什么《地心引力》、《星际穿越》、《降临》这类的片子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呢,我认为原因也和《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原因相同。
记得在《看见》里有这样一句话:思想的本质是不安,一个人一旦左右摇摆,新的思想萌芽就出现了,自会剥离掉泥土露出来。
但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是不该脱离坚实的土壤而强调思想,思想之所以旺盛是因为扎根于土壤,同样的,电影故事本身就是电影的坚实土壤,如果我们连故事都无法自圆其说,那么显然电影的质量就不会太高的。
最后,谢谢观看。

阳光下的罪恶Evil Under the Sun(1982)

又名:艳阳下的谋杀案 / 午日奇尸

上映日期:1982-02-12片长:117分钟

主演:彼得·乌斯蒂诺夫 玛吉·史密斯 科林·布莱克利 黛安娜·里格 丹尼斯·奎利 埃米莉·霍恩 罗迪·麦克道尔 詹姆斯·梅森 尼古拉斯·克莱 简·伯金 

导演:盖伊·汉弥尔顿 / 编剧:安东尼·沙弗尼 Anthony Shaffer/阿加莎·克里斯蒂 Agatha Christie/Barry Sandler

阳光下的罪恶的影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