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6-12-15

站台:青春的梦想与幻灭

它在追逐，它在奔跑，它在飘摇，但都只是暂时的，终究会被拉回来，或者，崩断。
青春的梦想和幻灭、曾经的向往与执着、让人心碎的放弃和欲言又止、爱过的人和飘零的时光、再也不能无所顾忌的引吭高歌……贾樟柯总是用他那冷眼旁观一般的视角和让人窒息的长镜头感受生活的凌厉和逼压。他毫不掩饰的展现着小人物们在小地方的灰暗土气，但是即使灰暗土气依然不能阻止他们挥洒自己对于理想的追求和青春的激情。那一代人是如此的尴尬、如此的不合时宜而又如此的马不停蹄，算不上特立独行但是也绝对充满个性。听着萧条县城里播放的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一下子被拉到了那个年代，斑驳得都已经不太真切了。
这是幅一整代坠落的全景，一小撮人紧咬的牙关。时间是1979至1989。终点处，理想不再！
开始太平凡，结局太遥远，只能撷取中间最青春的一段。青春像一列火车，岔道很多，却只是沿着既定的轨道前行。载着理想的青春从站台出发，又在站台归来，这就是站台，守望着疲惫和哀伤的生命。影片《站台》，用宁静缓慢的长镜头诉说着一部属于八零年代的史诗。
影片开始于1979年县文工团一次慰问演出，在公社大礼堂里，表演唱《火车向着韶山跑》，夸张的动作，样板的台词。这场演出，仿佛给已经结束的毛时代作一个注脚，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另一个未知的时代正在到来。演出结束，在老式班车里，团长在清点人数，几个所谓的主角用喊“到”的方式逐次出场，昏黄的灯光下，大多只闻其声，未见其人，他们本就是一群普通到随时都能被历史淹没的人，一声“到”已经足够说明他们曾经存在。
远景或者全景拍摄的影片前期，固定镜头，少有移动，单调、沉闷，或者还有一种宁静，一种黎明前的死寂。改革开放之初，暗流涌动的表面是波澜不惊。影片后期，镜头也不知不觉鲜活起来，也似乎昭示着这个世界已经彻底骚动，宁静已变得不合时宜。
日子很平淡，平淡到犹如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一样。然而看似平淡地背后，还是随着文工团的改制承包发生了变化，尹瑞娟没有选择和剧团一起走南闯北，独自留在了县城。崔明亮和张军，钟萍他们一起踏上了走穴演出的道路。拖拉机颠簸着缓缓驶出长年生活的县城，他们背身而坐，注视着身后的场景一点点远去，我想他们是带着满腔热血和无限憧憬走出汾阳的，或许崔明亮还带着一缕失恋的伤痛和一颗倔强的心。第一场演出，在蕲家庄，庆祝村庄通电，村干部在台上说：“吃水不忘挖井人，永远跟着共产党”，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那么不合节拍了，台下群众用闹哄哄来回应村干部的“永远保卫党中央”。从他们踏出汾阳县城，自谋生路的一刻起，这个世界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世界了，一切都在悄然而深刻地发生改变。
年复一年，演出的车队由拖拉机换成了东风；曲目由《希望的田野》变成了《路灯下的小女孩》；传统乐器换成了电声设备；剧团也荒诞地更名为深圳霹雳柔姿乐团，且一再更名，以致团长介绍自已的剧团时，连名字都讲不利索；二勇成了访美归来的“摇滚巨星”；吸收了“红粉双娇”咪咪、哈哈小姐……。一群年轻，充满激情的灵魂，在弥漫着煤灰的山西大地辗转飘荡，兜兜转转。
《站台》旋律第一次出现的时候，汽车在干涸的河床抛了锚，司机和团长下车检查，崔明亮爬进驾驶室，百无聊赖地r找了盘磁带插进汽车录音机里，熟悉的旋律随之飘出。
远处传来火车轰鸣声，崔明亮第一个反应过来，跳下驾驶室一边呼喊一边奔向火车，年轻人喊着叫着跳下车斗，紧随其后，失心疯一般地狂奔。等他们气喘吁吁地爬上铁路桥，火车已经夹带着汽笛声远去，望着远去的火车，凝固在他们脸上的是兴奋，是渴望，还是一丝失落和怅然若失。
《站台》的时代是改革开放风生水起的十年，是思想空前解放的十年。影片没有刻意突出恢宏的时代背景，没有堆砌年份变迁，却处处别具匠心又不动声色地让人感受时代的心跳，切到历史的脉搏：崔明亮妈妈帮他们缝改喇叭裤、电影院里上映的印度电影《流浪者》、三人在张军家听收音机里邓丽君的《美酒加咖啡》、理发店里广播中越战争法卡山前线新闻、那一年只播到一半的美剧《加里森敢死队》、钟萍第一次烫头后广播里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张军广州探亲归来拎着的“随身听”录音机，在医院堕胎时广播里建国三十五周年阅兵、北京军区司令秦基伟那宏亮的声音、专辑《87狂热》，及至影片最后《渴望》的旋律响起，我知道，青春的面孔只是略添沧桑，一个时代却已永远结束。
《站台》少有吸引眼球的戏剧性，平凡如你我的青春。崔明亮和尹瑞娟从表白到朦胧相恋再到分手，崔明亮永远歪着脑袋，内心翻滚，却永远一幅玩世不恭；钟萍毅然出走，张军扯着他的公鸭嗓吼了一晚上《成吉思汗》，随后的镜头里悄然留起来了长发，蓄起了大胡子，叼一支烟，总是一个人凝望着远方，不是“文艺工作者”的标新立异，个中滋味，只有自已体会。影片没有刻意渲染激烈的情感冲突，没有用故事去浪漫那段年轻的岁月，更没有刻意去营造悲剧气氛，甚至很难说谁才是故事的主角，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人人渺小。那一代人在时间的流逝中随波逐流，也面对着社会悄然而来的种种变化；那一代人在现实和理想中游走，理想很远，远到譬如乌兰巴托，现实很近，近到崔明亮表弟手中的生死合同；那一代人，不愿随波逐流却又如此地马不停蹄。
当青春的激情被十年的颠沛流离耗尽，当年轻的梦想被兜兜转转也走不出的荒芜围困，他们在迷茫中归于寂静，不是选择，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权利选择，看似自已在行走每一步，其实时代的阴影无处不在地影响甚至决定人们的生活，本是笃定终生的张军钟萍，却因为一次那个年代特有的抓嫖事件而分崩离析。每一次小人物生活的小插曲都往往伴着广播里国家大事的发生，时代在翻滚，个人命运也在洪流里未曾消停。
二勇开了个小店，张军操起一把剪刀，剪掉了那寄满相思的长发，却依旧地茫然不知所往。影片的最后，镜头定格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一间职工宿舍，似乎是楼下的录像厅传来的《喋血双雄》里周润发和叶倩文的对白：
“等一下我带你去另外一个地方。”
“为什么？”
“换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对你的眼睛会好一点。”
“好啊，我想搬到海边，希望能够看到天，听到海浪声。”
“你收拾好东西，我很快就来”
英雄美人可以说走就走，你我的青春却难逃桎梏。静止的镜头里，崔明亮躺在沙发上沉沉入睡，一旁的尹瑞娟一边逗着孩子，一边照看着烧水壶。水烧开，尖利的蜂呜声越来越大，终于掩盖了周围的一切喧嚣…… 当初截然不同的选择，一个选择远行，一个选择安定，十年后，却殊途同归，可谁又能说尹瑞娟没有过梦想呢——“她其实心气儿特高，还偷偷考过省歌呢”。
曾经的梦想和激情，曾经的向往与执著，都在十年里被历史的车轮辗碎，带着一身尘埃重回当初出发的站台。站台，是出发的地方，也是归来的地方；只有出发的理想，却没有归来的青春。贾樟柯用他那宁静缓慢的长镜头记录着生活的本色。诉说一部属于小人物的史诗，纵然是一群渺小的小人物，依然在挥洒着对理想的执著和青春的激情，但即使执著和激情，依然挡不住青春的消逝和理想的幻灭。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
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
喧嚣的站台寂寞的等待
只有出发的爱没有我归来的爱
哦孤独的站台
哦寂寞的等待
八十年代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十年浩劫，走向充满着新奇与未知的改革开放，一大批朝气蓬勃的青年人成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批探索者。中国社会在经历重创之后，有着无比的渴望奔向幸福的未来。八十年代人是有理想有希望的一代人。影片《站台》中的几个主角，崔明亮、尹瑞娟、钟萍和张军都是如此。他们正值年轻，他们不堪县城的落后与破旧，他们渴望解放，他们热衷于紧跟潮流走向社会，就像是崔明亮改过的喇叭裤，虽然在县里人被视为怪异，但在他们心中，这是代表着时髦与理想的城市。钟萍烫完头发回到文工团的第一天，她穿上了的大红的西班牙舞服，叼着一支红玫瑰，在乐声中翩翩起舞，热情奔放，阳光倾洒进来，照在她身上，有种动人的光彩。那时候的她还没有经历那么多，有爱情，有友情，有追求，生命似乎充满着希望。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希望和力量。
改革开放，体制改革，社会在巨大的世界浪潮中发生着翻天覆地、日新月异的变化。文化是影片的一个重要的无形的角色，以八十年代里迅速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文化为代表。城市里的音乐在县城的收音机响起，“火车向着韶山冲”、“我的中国心”、“路灯下的小女孩”、“是否”、“站台”、“美酒与咖啡”，片子采用的基本上都是有源音乐，汇演、人物清唱、广播、收音机等等。节省费用是一个原因，但更多的，是这种真实的声音更为动人。观众会有一种错觉，像是还原到了斯年斯景。八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是有着记录历史的功能的，它们在时代中应运而生。这些方兴未艾的时代文化，像一股汹涌的热浪，扑向对未来充满向往和热情的年轻人
当八十年代的热潮让年轻人无处遁形时，县城的人们在思想的大变化和环境的闭塞中举步维艰。这是一种无可避免的尴尬。一边是市场经济的冲击让他们的思想远远区别于往代人，成为理想主义的代言人，一边是县城里的封建保守思想在作祟，狠狠拖住他们前进的步伐，当思想超前于现实，而现实的作用力远大于理想时，他们就只能在这夹缝中眼睁睁看着理想毁灭。
山西小城的天空很灰暗，演员们基本上都穿着深色系衣服，寒冷的冬天显得更加肃杀。破旧的围墙上是刺眼的“又红又专”的文革痕迹，一句又一句的“为人民服务”，孤零零地挂在土墙上，格格不入。小县城的四面环绕着茫茫大山，灰沉的天空压下来，这里就像一个喘不过气来的牢狱。他们想要越狱。
这四个主角，钟萍永远是最时髦的，张军永远都要快一拍，崔明亮慢半拍，尹瑞娟是最为保守的，但这并不能掩盖她心中的渴望。贾樟柯的镜头很坚定，很坚定地缓慢。其中固定镜头的反复出现似乎成为了一种别有意味的运用，就像是，贾樟柯不是在拍电影，他是在记录生活。远镜头，在一个广阔的场景中，崔明亮和尹瑞娟只是千万人中的其中一粒尘埃，面容模糊，很多时候观众并不知道，说话的人到底是谁，但是他们的生活都在继续，我们不知道的，其实都在发生着。明知道未来的样子，他们都在抗拒着，抗拒大山、抗拒平凡。崔明亮和尹瑞娟在城墙上的那一幕戏总让我觉得存在某种涵义。城墙挡住的那一面，他们各执一面，仿似对弈。当朦胧的暧昧在言语间忽然坦白了，他们没有走到一起，你过来，我过去，镜头里永远只有一个人。镜头是静止的，他们也是静止的，变化的是理想在慢慢流逝的心。
不同于崔明亮与尹瑞娟朦胧的暧昧，钟萍和张军的爱情是激烈的奋勇的。如果说爱情是一场战争，前者仿佛是在打游击战，虚虚实实看不清行兵布阵，后者则是轰轰烈烈青春热血，悲壮收场。其实除了尹瑞娟，他们都是没有认清现实的人。钟萍和张军的爱情带着小镇居民特有的自然淳朴，大大方方，不忌讳，不躲避。他们在时代进步思想进步的年代里做了小镇里未婚同居的第一对恋人，这在城里或许是无可厚非的，他们也一直高喊着“自由恋爱”，可惜理想的进步不代表现实的进步，县城容许不了这种“伤风败俗”的事，派出所审查时，张军缴械投降了，钟萍只能流产。
坐在卡车上的他们曾经追过梦，他们睡在卡车上，奔走于各地表演，观众越来越少，演员越来越少，但他们还在坚持着。电影中有一个场景深刻而隐晦地表达了理想的破碎：他们像孩子般，奔跑着追逐呼啸而过的火车。一群人站在火车驶过的轨道，喘着粗气眺望远去的列车，轰鸣的机器嘈杂声似乎把他们的渴望都带走了。火车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意象，八十年代的小县城，火车意味着远方、意味着城市、意味着闯荡，意味着崔明亮一行人的理想。但是，车最后还是走了，贾樟柯始终没有让列车和人出现在同一个镜头里。
片子里总有一些笑点有着轻笑甚至是嘲笑的意味，但回过头想，心是闷闷的疼，甚至有时候我并不知道这样的疼痛是为了什么，但它就那样来了，迟缓又深刻。大概是因为那种理想破碎后巨大的茫然和无助感，也许是因为那种认清现实受尽挫折依旧不甘心的，压抑着的不平静。
比如崔明亮在城墙上丢出去的那块石头，广袤的天空底下，因为发力过猛，他甚至被反作用力推得往后倒，可我始终没有看到那颗扔出去了的石头，一个人这样的用尽全力原来在现实面前竟是薄弱到让人难受。比如崔明亮光着膀子在黑夜里一口又一口地喝酒，这个长镜头持续了5分钟，或许更久，在他后面，一个人一边搬砖一边嚎歌，声音的重点在后面的人身上，但眼睛的焦点聚在崔明亮身上。他什么都没有说，那些人在镜头中来来去去，说话，生气，喜悦，流泪，有些东西我们并不知道它为什么会发生，但它偏偏就是发生了，这个社会不就是这样吗？我不知道文工团为什么突然会没落了，可难道它不会没落吗？我不知道在城市飞速发展的这一个时代里，那些存在于夹缝的小县城还在茫然挣扎，可难道他们就能轻易跟得上城市么？
与充满热情的钟萍的独舞形成对比的是，影片后半部分里尹瑞娟的独舞。昏黄的台灯照亮了空寂的办公室，收音机里传来了一首流行歌曲，苏芮的《是否》。尹瑞娟看着文件听着音乐，轻轻摇摆，身体微微荡漾。尽管现在做着完全不搭边儿的工作，她的身体还记得心的语言，从拘谨到沉醉，伴着收音机里的歌声，她毫无顾忌地跳完了这一场独舞。尽管她是片子里最谨慎最保守的一个角色，她最后也选择了一个最安稳的职业公务员，但在这种种的掩饰之下，是尹瑞娟始终骚动着的心，是平静下的潮涌。
如果说张军蓄起的长发象征着一种反叛和抗争，那么后来他亲手剪掉自己的头发，就代表着放弃和失败。在那个灰暗的场景里，张军一手抓着头发，一手拿着剪刀，镜头长久地停留在他身上，一场祭奠，此时无声胜有声。祭奠了逝去的理想的他们最后又变成怎样呢？片尾的桥段，钟萍抱着孩子，轻轻地逗弄，看起来像是一幅非常安逸幸福的场景。在她们旁边，张军失魂落魄般瘫坐在椅子上，长头发早已经消失了，但那个时期的颓废无神在如今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没有了色彩，他丧失了言语。贾樟柯把这种场景活生生地在观众眼前剥开，把这种迷茫和绝望一点一点地渗入人心，直到面目全非还深刻地烙在心里。我揪着心坐在椅子上，耳朵里仿佛能听到理想破碎时清脆的声音，像一种无声的哭泣，一阵阵的难受。
风筝得到的，只是短暂的欢愉，渴求的，却是巨大得可以承载天空的理想。《站台》阐述的故事，就像是一只风筝从放飞到坠落的过程。崔明亮、钟萍、尹瑞娟、张军，他们一起在天空里飘荡，有过雄心壮志，有过激情理想，但故事的最后，他们都归于平静，至少是表面的平静。
他们本是满怀理想埋头苦干的一代，然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似乎并没有降临在他们身上。尽管他们有了反叛的意识，但是在他们生活的小县城里——这是一个夹杂在城市和农村的中间地带，他们不如城市人来得先进，但他们同时也比普通农村人来得有眼光。然而，中间地带是最容易被忽视，因此，他们受到的关注也远远不如城市和农村。贾樟柯说，“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候，不要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我想，他们应该就是“那个被撞倒的人”。他们存在于社会发展的每一个历程，他们经历的是发展带来的伤痛，是被社会牺牲的人。人们不是看不到他们，只是大多数人都沉浸在进步带来的欢愉中，他们的出现，无异是对幸福生活的干扰，于是人们选择了忽视。
有的人以生命的代价艰难活着，同样，也有的人以无谓证明着存在的理由，一切是我们自己的行为。在贾樟柯的影片里你总是能够找到一点时代的落寞，在岁月的长河里，许多事被遗忘，文革、承包、文工团、喇叭裤、霹雳舞……，为了铭记，为了寻找，需要有人记录、识辨，这是文化工作者的责任，也是历史的嘱托。
或许站台是一种隐喻，每个小镇青年心中都有一个站台，在等待火车来临，汽笛声靠近的那一刻，等待能够让他们走出现实的那列火车，他们渴望大城市，渴望外面的世界，他们在期待一种令人兴奋的声音，一种不一样的生活。然而喧嚣之后，电影中隔一段就突兀响起的背景音乐，似乎昭示着命运无可奈何的悲剧性。
谁此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谁此时孤独，就永远孤独。　　
无法言说的小镇寂寞，从那个80年代充满希望的下午，照进了今天的现实。最怕是有期待，一种带着愚昧无知的兴奋和快乐，在真实闯入之后，变得有些悲哀。
导演贾樟柯在他的书中说：80年代的记忆是压在我心上的一块大石头，不把它搬开，也许我永远没法去做别的事。是的，在青春的年月里，我们不时回头顾盼着，眼看一列又一列南下的火车驶进时间的黑洞，而我们能做的，只是，猜一猜他有多少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