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少不入川，还好我已不是少年

上海骤然入秋了，这一年的秋风秋雨倒是没有愁煞人，大抵是因为工作真是可以让你没有时间伤春悲秋。从5月赴川到此时此刻，是一年的三分之一了，如果用帧来计算的话，那已经是一道我算不清楚的数学题了。

将近一个月的拍摄，可数的文字总是写不出很多时刻、人物和故事。这里的只字片语，都只是为了记住。

成都：淅沥小雨、奇绝都江堰

到达成都双流机场的那一天，下着和此时的上海一样的小雨。对于拍摄地、拍摄人物的未知，都让人或多或少有些忐忑，直到遇到了川台的同事，董伟，一切都开始归位了。

到达都江堰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见到了这次拍摄的第一位主人公，都江堰管理局的退休工程师，刘正辉。如果说刘工的一辈子都是都江堰的，他应该也不会反驳。从小生活在岷江边，喝着岷江的水长大，此后成为岷江的守护者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了。刚接触就能感受到，刘工是个急脾气的人，但是不管是在淅沥的小雨中拍摄，还是要徒步上山采访，他都毫无怨言地配合我们。还事无巨细地给我们介绍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情况。

都江堰水利工程由鱼嘴、飞沙堰、宝瓶口组成，将岷江一分为二，化水患为水利，千年之后，依然还在运作。而最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它的建成是在公元前256年。我们采访的一个专家提到：“都江堰的修成，一定是经历了非常不一般的过程。我可以猜想李冰父子俩当年在河边可能会有长达几十天，甚至上百天对河的观察。”日复一日的观察，让一切都“如有神助”。运作了千年的水利工程，让成都平原自此谓之天府之国。我们才得以窥见，李白眼中的“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宜宾：宜人又安谧的城市、泥泞的双脚、诺贝尔奖获得者

宜宾，位于长江航道的零公里处，这座因为而生，因水而兴的城市，处处宜居，时时静谧。在长江边上的李庄，我们见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马克·列文。而彼时，我们因为在江边拍摄，鞋子都已经泥泞不堪了。

小伙伴们还打趣说，这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怕是没见过这么狼狈的摄制组了。还好，道路虽然泥泞，拍摄却是很顺利。

攀枝花：十几个小时的辗转、藿香正气水、攀枝花人

在六十年代以前的地图上，是找不到攀枝花的。从现在的地图上看，攀枝花离成都已十分遥远。似乎是离群索居一样，它落在了川西南伸向滇北的角落里。所以，我是带着无数好奇去往这个拍摄地的。然而却先被现实暴击了。因为拍摄行程需要，我们是从宜宾驱车前往攀枝花，整个摄制组经历将近12个小时的长途跋涉，疲惫不堪。第二天我们在和拍摄人物老严做短暂交流后，就上山拍摄了，第一次经历干热河谷的高温，手机直接罢工，我们的摄制组成员倒是靠着藿香正气水，硬生生地撑住了拍摄，就在我们要说服自己人定胜天的时候。第二天的行程，我们又经历了在山里车子爆胎。

但是任何需要你经历磨难的，都是值得的。

我们在攀枝花的主人公，曾经的赶漂人严梁。他几乎是与这座城市的绿意同生共长的。当年，天保工程在四川攀枝花首先试行，老严和其它赶漂人一起放下撬杆，拿起锄头，开始在干热河谷植树造林。石加沙的土壤让手上磨出了一层又一层的血泡。常年的户外工作让皮肤被晒得黝黑。老严还特别不擅长和镜头打交道，一开机，路都不会走了。最后的采访环节，我们都特别担心。但是他的采访却特别顺利，他说他爱这份工作，因为工作是他的生存之道，生活来源的唯一渠道。他说他想成为一只蚂蚁，勇往直前的蚂蚁，向那个方向继续前进。为干热河谷造林这个世界难题，贡献自己一点点力量。

总有一种力量，总有一种感动，会让你忘记身体发肤所遭受的，会让你内心波澜涌动。这是一座城市，一群人带给我，最直观的，最切身的感受。

重庆：雨雾迷蒙、川江号子

5月的重庆，并不是拍摄的最佳季节。每天外出拍摄，看不到太阳的我，主打的情绪就是焦虑。还好有了重庆台曾磊老师的大力支持，让一切都顺利了不少。他甚至在短短一小时内，就帮我们联络好了拍摄需要的录影棚。

在重庆，我们拍摄的其中一个人物就是川江号子非遗传承人，曹光裕。

如今我们看到的川江，不再湍急，也早已没有了需要搏命的船工。曾经的川江号子也早已成了一种文化。是曹光裕和他的老船工艺术团，用表演的形式，为我们再现了川江号子。我们还有幸采访到了著名的作曲家王世光老师，他眼中的川江号子是这样的：我觉得人在那个时候唱的号子，就是人生的写照。有奋斗，有搏斗，险滩过去了以后，擦一把汗，就感觉到，清风吹来凉幽幽，那种心情舒畅是无可代替。他只有在付出了汗水之后，他才能有这种感触。

或许人与人就是这样互相影响的，在炎热的滩涂边，平均65岁的老船工们为了配合镜头一遍又一遍地表演川江号子。我们几乎也是上山下水，高温，蚊虫，同事们都没有抱怨一声。这些默默的支持，或许就是让不那么光鲜亮丽的纪录片拍摄得以闪闪发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