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8-04-13

可可西里:导演说

《可可西里》是青年导演陆川的第二部剧情长片，有别于他第一部作品《寻枪》中的荒诞意味，这部影片从形式到内容都以其粗粝真实的纪录片风格深入人心。
一般而言，剧情片都会遵循一定的编剧模式，凭借不同的角色设置，以使观众与角色建立某种心理认同，譬如喜欢或反感，支持或反对某个角色，并以此调动起观众的情感反应。当角色的道德倾向过于简明时，人物形象就会比较概念化，人物的可信度也会相应降低。因此，一个丰满可信的人物形象的塑造，必然有赖于多重肌理的交叉组合。在这一点上，《可可西里》做得相当优秀，观众在面对剧中诸多角色时，往往很难有一个清晰明确的道德判断，而是不断地陷入那种情感及伦理纠结之中。换句话说，在观影过程中，观众很难简单地将马占林们定义为“作恶者”，或者将“日泰们”定义为所谓的“好人”。可能除了片末那个盗猎头子之外，本片中的所有角色都会赢得观众的深深同情和理解。
如果我们抛却感情冷静地分析一下双方的境遇，就会发现日泰这个集体在公民素养方面并不比马占林们强多少。他的队员中有复员军人，有社会无业游民，还有一位青海师大的毕业生——这位大学生对于自己行为的解释是“这个活儿有意思”，除去这个例外，我们以正常社会的标准来看的话，这个集体基本上是由社会强势群体之外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假如他们不做巡逻队员，他们就只能是这个社会里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没有令人艳羡的社会地位，经济上也只够维持眼前，他们是一群被社会所忽视的，或者在正常秩序下不屑于被正视的群体。不过，怀疑他们对藏羚羊的纯真感情是可耻的，这里面当然可能有特殊地域因素以及宗教禁忌的成分，但一个正常人喜欢动物也是人之常情的一部分，这并不足以使他们保护藏羚羊的行为在精神上显得更加高贵，就像日泰所说，可可西里正是你们记者们在保护。也就是说，在记者们以环保与绿色的名义宣扬可可西里生态的不可恢复性之后，日泰们的行为才真正有了意义，或者换句话说，是媒体以及它所代表的抽象国家赋予了日泰他们行为的合法性及意义。藉此，日泰们被纳入到国家秩序的话语圈内，并从而将此发展成一种可以寄托的信念——一个普通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来报效国家，这就间接地证明了他们的价值所在。一个要打藏羚羊，一个要保护藏羚羊，对于马占林，这关涉到活下去，也就是如何生存；而对于日泰，这则是一个信念问题。如果我们把马占林们这些在人类的生物链上岌岌可危的生命群体，等同于那些即将被猎杀的藏羚羊时，观众们就不得不在生存和信念问题面前做出自己的判断，那么通常意义上的好坏标准就失去了效力。
影片正是抓住了很多个细节来探寻这些疑问。导演仔细编制了很多一一对应的结构，分别把“正”“反”两面的人物投放到各自的尴尬处境当中。片中无论“好人”“坏人”都给观众展示了他们伦理亲情的一面。马占林被抓后在拥挤昏暗的车厢内向记者要了一根烟，自己几乎是象征性地吸了一口之后旋即递给了他的小儿子，然后再依次传给二儿子和大儿子，寻常百姓的亲情交流淡化在不经意的小动作之中，感人至深。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日泰进山之前，他搂了女儿的肩膀一下，来自头顶的光效使这一动作更具仪式化的效果而少了日常性的随意。如果说导演在片中确实曾经流露出了自己的立场的话，那么这种对比可以算作是一个证据——顶光效果对人物的神化和升华作用远远要强于车厢内那个昏暗的灯效。此外，在对待自己的队员和随从方面也有过类似的对照。大部分时间里，日泰对他的队员都是过分严肃的，动粗的情况似乎也很经常发生（刘栋疏忽放跑马占林之后挨到日泰一顿拳脚，这时候刘栋的地位几乎与那些猎杀者无异，更遑论自尊了），而对这种粗鲁的举动，队员们都能够接受，只是因为他们的队长日泰是一个合法信念的持有者和执行者，他们的忍受是对这种信念的完全认可和尊敬。马占林年事已高，动怒的情况几乎没有，但他显然在那一群体中享有较高的威信，一方面是他剥皮子的技术“在整个无人区是最快的”，另一方面是他多次进入该地区，丰富的经验和阅历需要他在必要时扮演“老马识途”的角色，后来也正是他带领猎杀者走出绝境。最具意味的对话是在日泰和马占林之间展开的，在这块共同的地域里，马占林一次又一次地深入腹地讨取微薄的生活。与此同时，日泰也屡次通过对马占林的捕获来实践他的信念，双方对彼此的嗅觉都很佩服，犹如战场上势均力敌的对手一般，但又遗憾于双方的阵营不同，这是一种微妙的情感，虽然谈不上惺惺相惜，却也足够发人深省，他们的每一次交手都是对生命价值赤裸裸的拷问。交锋中马占林显得更为平实和无奈一些，而日泰则有一种置生命于不顾的无畏情结，对他来说，信念显然要高于生命，这其实是一个卑微个体期望实现自己价值的极端形式，这也是他与马占林最大的区别。
还有另外一个细节，在食物断缺的时候，日泰的队员轻而易举地猎杀了一只兔子，通过特写，我们看到了兔子生理性的抽搐。直接吃生兔肉，看似是囿于现实条件，但却另藏深意。从文明世界来的代表——记者先生首开杀戒，他的茹毛饮血的举动会让我们想起谁呢？当然是马占林们，因为他们有着同样的动机——为了生存。但是，我们奇妙的伦理道德观并不会判定记者的罪孽，只是因为在生物链上兔子的数目远多于藏羚羊，它就活该被吃掉吗？兔子和藏羚羊究竟哪一个更该死，它们有本质的区别吗？此处，导演于不经意间给了我们一个耐人寻味的叩问，道德的评判显得如此苍白，人性的复杂意味油然而生。
整部片子里最具爆发力的一场戏是日泰的死。在完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是什么力量让日泰要求猎杀者放下武器？其实，所有的人都明白，在那一刻里，日泰除了那点儿自己信以为真的信念之外已经一无所有了，所以即便是舍弃生命，也不能动摇他的信念。给日泰补的那一梭子弹尤其关键，沉浸在都市文明里的观众们或许会有一丝震撼，一丝愕然，不过，真实情况确实如此，一个生命就此消失，戏剧性的冲突并未出现，但正是这种真实放大了死亡的残酷性。实际上，在那片无人区里，所有事情的肇始者——藏羚羊们，日泰和他的队员们，马占林们，那些无辜的兔子们，还有，给刘栋无限温暖的卡厅小姐们，他们都是这个世界里天然的弱势群体，谁最后会赢得生命的延续与尊严呢？导演无形中将可可西里这个无人区描绘成了一个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在文明世界的盲区里自有一套天然法则在运作，日泰的悲剧就在于在这个盲区里强行执行文明世界的把戏。不过，打动我们的也正是这一点，正是他那种一以贯之的信念为他的死亡赋予了一层光辉。
这场戏中，导演的高明之处亦在于将高潮戏用长镜头和大远景的景别贯穿起来，从日泰被走火击中，到马占林一步三叹的离去，整个画面仅用长焦镜头狭窄的视角来控制景别，再用长镜头的物理时长控制情绪，使得整场戏沉浸在一种焦灼状态中。稳定的长镜头似乎将观者强行定位成一个个的旁观者，对眼前发生的事件既无力挽救，却还要忍受道德无力带来的那种挫败感。在这里，导演的冷静和沉着使人佩服有加。镜头的含蓄和隐忍，以最精炼的形式和最充分的力度传达了它的立场，震惊、可怖、同情、怜惜，或者一片空白，导演强行将观者摁在座位上目睹了一场生命悄然沉寂的过程，没有特写，没有摇镜，更没有煽情的音乐。远处的大山深沉阴郁，仿佛历经磨难的老人般岿然不动，只是姿态依旧美丽得令人不寒而栗——生命的起起落落在这里似乎从未被认真注视过。
可以说，正是这种近乎“残酷”的处理手法，才为《可可西里》赢来了那种无可比拟的张力。一阵风沙吹过，一切归于平静，留待惊魂未定的观者的，即是重新思索“生命”两个字的意义。因此，《可可西里》的迷人内核完全不在于它对所谓环保主题的关注，而是在于它对生命价值和尊严等问题的拷问。而这一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导演那种“不介入”的态度和冷静的影像处理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