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尔德曾说过：“这个世界上好看的脸蛋太多，有趣的灵魂太少。”毫无疑问，宋代的苏轼恰恰是这样一个有趣的灵魂，他不仅是当时名满天下的文学家、书法家、画家，还是一位美食家，一名佛、道学爱好者，同时他也是一位爱民如子的好官员。在央视大型纪录片《苏东坡》中，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谈道：“我常常跟朋友讲，我如果要去旅行，我不要跟李白一起，他这个人不负责任，没有现实感，跟这个杜甫在一起呢，他太苦哈哈了，恐怕太严肃，可是苏东坡他就好，他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朋友，他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轼正是这样一个有趣的人，命运将他玩弄于股掌之中，将他从一个意气风发、愤世嫉俗的轻狂少年变成了那个我们所熟悉的饱经沧桑、放达自况的东坡先生，但他总能在苦难中开出花来，即使在艰难的生存中仍不忘品味生活的趣味。
当他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时，身为戴罪犯官，日夜处于严密监视当中，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好友徐君猷见他生活得如此窘迫，便将军营的一块荒地暂且让给他耕种以养家糊口，地虽不是什么好地，但苏轼依然甘之如饴，为了致敬景仰的前朝诗人白居易，他将此地命名为东坡，且自号为东坡居士。对有些人来说，苦难也是人生的一笔重大财富，对于苏轼来说，黄州之徙虽然残酷地摧毁了他的政治生涯，但也正是黄州成就了他的创作生命。所以黄州之于苏轼仿佛是“第二故乡”般的存在，是他的精神家园。在临终前写下的《自题金山画像》一诗中，他自己概括了自己的一生：“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黄州度过了自己的四十五到五十岁，在惠州度过了自己的五十九到六十二岁，在儋州度过了人生的六十三到六十六岁，“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贬谪在这三州期间是他政治上最为失意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他觉得最能体现出自身价值的三个时期。
无论自己被贬谪到哪一个地方，苏轼都会努力融入当地老百姓的生活，让自己生活的与他们无异，而不是时时执著于仕途失意的不快，因为异乡人的身份而与当地格格不入。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他眼中天下间没有一个不是好人。所以在黄州，他故意打扮得像一个老农，与当地人喝酒烤肉，谈天说地，夜晚喝醉城门关后便由城墙爬入城内，无所顾忌，连邻居都不敢将他与那个名满京华的大文豪联系在一起。苏轼还是个很会生活的人，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当时的肥猪肉没人愿意吃？不要紧，苏轼用便宜的价格将猪肉买回来，精心烹饪，制成的菜肴肥而不腻，鲜嫩可口，远近闻名，名为“东坡肉”，他将制好的“东坡肉”分给老百姓品尝，是不是颇有些欧阳修“与民同乐”的境界？岭南是蛮荒之地？疟疾横行？不要紧，这里至少可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羊身上只剩下羊骨头可以买回家了？不要紧，苏轼将羊骨头放在火上炙烤，美其名曰：“烤羊脊”，并在给弟弟的信中大肆介绍了自己这道新发明的美食，还称这道菜吃起来很有蟹的味道。再次被发配到边疆之地、天涯海角的儋州？不要紧，已值风烛残年的他早已做好了身死异乡的准备：“今到海南，首当做棺，便做墓。乃留手疏与诸子，死则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乃东坡之家风也。”苏轼这一生未曾屈服过，他在朝廷一直是受打压的对象，直到死都依然是罪臣之身，他的爱妾王朝云评价他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此话无不贴切，但已多次被外放地方，苏轼又有何惧？留在京城，不是泯灭本心，与世俗同流合污，便是陷入党争，无法脱身，对他而言，离开未必不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反而能坚守本心，保持内心的纯洁与宁静。
苏轼有一首词《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相传，苏轼的好友王定国受苏轼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蛮荒之地的宾州为官，受贬之时，其歌姬柔奴对他不离不弃，毅然随行至岭南。元丰六年，王定国北归，宴请苏轼等人，请出柔奴为众人劝酒，苏轼见其风姿绰约，容色清丽婉约更胜当年，笑靥中似乎还夹杂着一缕岭南梅花的清香，不禁疑惑道：“岭南的风土应该不是很好吧？”不料柔奴欣然对曰：“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便作此词，以赞柔奴。“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内心能够得到真正的安定，无论此时身处何方，又有什么所谓呢？这颗心得到安定的地方，就是我的故乡。这句话可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它得需要多大的底气和自信啊，但苏轼说出了，当然他也做到了，他真正做到了无愧于人、无愧于心，他为官一方，便造福一方百姓，他将他心中对世界的善意带给了身边的每一个人，在旁人的眼中，他永远都是那个豁达乐观、况然自适的东坡先生，或许，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有底气地发出：“此心安处是吾乡”这样的宣言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