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4-16

小城之春:重读《小城之春》

田壮壮唯一的贡献是为影片增加了色彩和美工。而丧失的是庄重、时代的精准定位和社会旧与新交替时期的解冻、腐败和苏醒之感。如果说费穆的《小城之春》有一种与旧世代相连贯的人际关系之“礼”的存在，就像小津安二郎在日本电影中表现的，那么田壮壮就把这种“虚构”平移到了现实之中，它使故事看起来更真、更平凡，而人物看起来更不完美。
费穆的《小城之春》是我们20世纪的民族寓言，是后来所有关于“春天的故事”的原型：从《天云山传奇》到《庐山恋》，1970年代初到1980年代末的电影叙事的“主旋律”——把春天与爱情、社会政治更新的可能联系起来。“开放的”政治于是获得了一种生物学的类比：压抑是不自然的。
它是关于两个男人争夺一个女人的故事。但这两个男人并不是表层叙事上的“兄弟”关系，而是隐含的父权制下的“父子”关系。生病的丈夫戴礼言被寓言为婚姻制度中的“家长”，它以一种不够“经济”的方式占有了年轻的女人，占有了生殖的可能性，但是却没有生殖和提供性的能力。而外来者章志忱，则是传统伦理秩序中不稳定因素，他是“上海来的”，暗示了一种由西方传入的关于婚姻自由的新秩序。在影片中，他的扮相略年轻，是男性活力的代表。
影片之所以是精准定位于那个时代的，是因为导演对剧情作了如今看来过于“庄重”的妥协处理：志忱玉纹只是想象性地占有过对方，并没有真的作出“不是人的事”。它区别于如今对于多角关系的处理之处在于，影片作者把这个困境仍然放在无解的位置上。
换句话说，志忱玉纹的私情果真获得了父权制的豁免，他们会幸福吗？这是一个问号。而“父亲”戴礼言实际上提供了这样一种可能。就这个层面而言，他是十足“传统”的家长，而就志忱心照不宣地不去破坏这个古老的契约而言，他也扮演了十分“传统”的儿子的角色。
田壮壮的重写不是对原作的活力的更新，而像是照搬。在2000年，这个故事其实可以有完全另类的讲法，或者说，最忠实于费穆的“保存”，是把它改写为一个全新的故事，而不是在既有的范式内复制原有的故事。比如，既有故事中所有的人物，除了仆人老黄，都不是从事物质劳动的。那么这个表面封闭的家庭的经济来源是在哪里？它是否暗示了庞大的地产和雇农的存在？如果就这个问题进行反向思考的话，那么原作中的“老黄”是否显得是一个多余的角色呢？——毕竟他和这段家庭罗曼司几乎没有直接关系，在电影中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
不过更有可能的解释是，作为有着极高艺术自觉的费穆本人考虑到庞大的雇工队伍的存在，而专注于讲太太小姐故事的这部电影就把这个群体缩小为一个唯一的符号性能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