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6-21

野草莓:《野草莓》症候

1957年，英格玛·伯格曼创作《野草莓》的时候才39岁。尽管他一生的产出非常可观，在戏剧和电影领域都有所涉猎，但他艺术创作的主题范式早已在这一年便确立下来，直到最后一部电影《芬妮与亚历山大》仍在表述一种家庭关系的功能性投射。究其实质，便是他在电影中对人生、对理念的反思离不开他的童年创伤，离不开原生家庭在他成长过程中附加的欲望和恐惧，因此那些早期的生命经验对伯格曼的影响，体现在电影里形而上的观照中，包括对生命、对宗教的书写，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符号。
至于《野草莓》，则集中展开了伯格曼生命中的几个横剖面，在叙事格局上赋予了人物以双重视点，创造了现实、回忆与梦境交叉混合的叙事时空，开了“心理电影”的先河。一方面，伊萨克要驱车前往某地参加荣誉博士授衔；另一方面，伊萨克在重访旧居的途中浮现往事和幻境，时空的扭曲将一个冷漠、自私的老人置于一个道德和情感的双重困境中，借此解剖人物精神焦虑的根源。显然，这与伊萨克特殊的知识分子身份和社会地位有关，但更为直接的是人物在特定的家庭结构中与他者的亲密关系——和管家的关系、和儿媳的关系以及和父母的关系。现实中家庭人员对伊萨克坦露的直白，在伊萨克梦中反馈为超现实的他者审判，无情地鞭挞伊萨克的性格缺陷。如此，只有通过与他者达成现实层面的和解才能疏解自我心理层面的梗塞。于是，伯格曼在片尾为伊萨克准备了诗意的出路——在缝合所有亲密关系之后，年迈的伊萨克在萨拉的带领下，在野草莓地寻回遗失的爱。
在伯格曼的自传《魔灯》里，常常描述一个生于牧师家庭的孩子所参与的不和谐的家庭关系，宗教压抑人性导致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缺失，构成伯格曼对现代人精神痛苦的诘问。《野草莓》最突出的心理学特征也在于此，伊萨克的梦境既影射了他现实的家庭关系，又指涉着作者的个人记忆，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互文本关系。1956年，伯格曼经历了婚变，也重访了祖母的故地，加上父亲一直以来的约束，伯格曼把自己冷漠、自私的人格投射到《野草莓》上。因为缺少爱和理解，以伊萨克为代表的人只能沉沦在虚妄的幻想之中，无法在现实中找到正常的沟通途径。早期的伯格曼还比较温和，会为人性的冲突埋下希望，到后来，伯格曼干脆走上“上帝已死”的宗教绝路。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野草莓》透视人际关系的疏离和对死亡的恐惧背后，隐含着伯格曼对美好过去的怀缅，对自我、对家庭的凝视，是一部极具个人色彩的半自传体作品。这一特质，或多或少出现在日后的创作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