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4-22

一千零一夜第二季:第168夜：《现代性与大屠杀》笔记（1）17.04.21

（一）用德国的事来理解中国
道长的聪明在于借德国纳粹的事来解释1950年后中国发生的事，虽然发生的事件不同，但是本质是相同的，纳粹、苏联的清洗、我们1959—1961年的事，我们1966—1976年发生的事，都统统能用纳粹的事来解释。
希特勒在1934年—1945年成为德国元首，荼毒着整个德国人民，西德于1945年被美国接手，恢复了秩序。倒霉的东德遇见了苏联，直到28年前柏林墙倒塌，27年前才恢复了自由。西德用了11年时间，东德用了56年时间。
对于我们而言，没有深刻的反省，大家都缄默着，所以指不定哪天又重新发生1966—1976年的事。就如同为什么纳粹清洗犹太人会发生在一个高度文明的德国，一个有贝多芬、巴赫等伟大的音乐家，一个有着黑格尔、尼采等伟大哲学家的德国？为什么当时所有德国人都缄默不言了，为什么比“沉默的中国人”更加的沉默了？
也就是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说的：“现代性是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必要条件。”
虽然我们不会、不敢反思自己的历史，或者已然忘记自己的历史，那么我就通过西方反思德国纳粹的书籍来反思中国1950年以后的历史吧。这也不错，西方研究者更专业。

（二）鲁迅的铁屋子
还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朋友在电话里给我读鲁迅铁屋子的故事，后来我才知道是《呐喊·序》里的，为此还专门去复印了两页夹在本子里。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鲁迅《呐喊·序》

（三）鲁迅的解释行不通
《呐喊》收了鲁迅1918年—1922年的文章，而他的铁屋子的理论经常被引用，但是在我看来不能解释德国、苏联、中国发生大清洗的事。纳粹德国当时的教育比中国要高很多，为什么还是像中国的铁屋子一样，所以鲁迅的铁屋子说不通，而用齐格蒙·鲍曼的社会学理论却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家都沉默着。

（四）齐格蒙·鲍曼的解释之一：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
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把理性分为两种，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
我为什么想挣钱？为什么要过得幸福快乐？什么样的生活才是幸福快乐的？我在这件事上该诚实还是该说谎？
考虑一件事情，我之所以这么做的时候，用的理性是价值理性。
工具理性是指：我用什么手段去达成目标，使之最有效、节省精力、效率最高。
什么叫做幸福，幸福生活要不要追求，这是价值理性；而怎么让我过得幸福，我要怎么挣钱，这是工具理性。
韦伯指出现代社会的危机就是随着现代化的过程，工具理性盖过价值理性。
也就是我忘记为什么要活着，为什么要做这事，而是想把手上的工作做好即可。
回到开头，德国发生大屠杀，也就是德国的工具理性大于价值理性，下层人只是完成上层安排的任务即可，把这个事情做好即可，不会去想为什么要杀犹太人，做的事会造成什么后果。也就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说的：平庸罪恶。

（五）齐格蒙·鲍曼的解释之二：漠视看不见的痛苦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61年做过一个电击实验。
他登报请了一些人，做一个关于体罚对于学习效用影响的实验。找来的实验者20—50岁不等，学历则是从小学毕业到博士都有。
然后让他们坐在一个房间里，用话筒问隔壁房间看不到的学生（实验人员扮演），问一些问题。答错了就会受到体罚，电击一下，起步是45伏，再答错，再按，最高可以按到450伏，可以杀死一个人。
他们看不到那些学生，只听得见惨叫。结果是有65%的人把电量加到450伏，足以杀人的电压。
他们中间有很多人在最初受不了，就说不玩了，然后工作人员就冷漠的说，这是你的任务，你要做好。然后他们就继续下去了。
这个实验得到两个结论：
其一，不是人天生残忍，而是因为这个社会制度让人和人的距离很远，他们体会不到别人的痛苦。
其二，这些人只是把这个当做工作做下去而已，当想退出时，周围的人给你些压力，你就会继续做下去。

（六）齐格蒙·鲍曼的原文：
“米格拉姆实验的结果会受到下面这种信念的影响，即行动是为了科学利益的需要——无疑，这是一个高高在上、鲜有争论、一般也是基于道德的权威。不过，没有指出的一点是，科学比起其他的权威来更多地被公众舆论许可实施伦理上可憎的原则，即用目的来使手段变得合理。科学成为目的与手段相分离最彻底的化身，这种分离是人类行为的理性组织所怀的理想：是目的而不是手段遭受道德的评价。被试者表示道德的苦闷时，实验员以一种冷漠的、惯常的与乏味的程式来回答：“那不会造成身体组织永久性的伤害。
在权威的官僚体系内，关于道德的语言有了新的词汇。它充斥着像忠诚、义务、纪律这样的概念——全部都朝向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事实上，它们全部可归结为一点：忠诚意味着在纪律规范的限制下尽个人的义务。当它们凝聚并相互强化的时候，作为道德准则，它们的力量大到能够废止与排斥其他所有道德考虑的程度——首先就是那些与权威体系对自我再生产的倾注相左的伦理问题。它们划拨、驾驭以实现官僚体系的利益，并垄断了所有道德自我约束的通常的社会-心理手段。”
——【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