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12-14

高三:豆瓣评分8.4，这是每个人都曾经历的人生

有一部纪录片，画质粗粝，画面摇晃，题材平常。但豆瓣有3万人打出了8.4的高分。为什么？因为它粗糙但真实。

绝大多数人都看得泪眼婆娑，因为从中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看到我们的困顿、挣扎、迷惑、欢喜和麻木。
这部纪录片拍给所有经历过高考的群体。

纪录片《高三》拍摄于十多年前，但没有因为时间距离与当下产生隔阂，相反更加精准全面地击中当下学生的精神状况。
故事发生在福建省的小县城中学----武平一中。
纪录片里的学生，如果“粗暴”地用成绩分类就是：好学生、中等生、差生。
林佳燕是好学生的代表，她已经很优秀了，但总是觉得自己不够优秀。不断推翻自己的努力，不断质疑自己，在高考前几天还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够努力”。
她在日记里给自己加油打气，写道“咬紧牙、闭上眼、纵力一跳，即使跌倒了也应该立刻爬起来，拼命往前冲啊”。

“差生”代表是钟生明和陈斌。
钟生明平时请假在宿舍睡觉，晚上翻墙出去上网，在老师和家长训斥时摔门而出，他也不想让自己变成这样，时不时地告诫自己下学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
钟生明是个倔强的孩子，他不想让别人看不起自己，所以通过游戏来赚钱。他也通过游戏赚了小几千块钱。

张兴旺成绩中等，曾因为忧心自己的学习而喝醉大哭，又在高考前10天留下一张字条后离开学校。

《高三》拍摄于2005年，一晃，十五年过去了。
像《高三》开头和结尾的背景音乐《那些花儿》唱的：“她们被风带走，散落在天涯。”

当年那些笑闹、哭泣、焦虑的鲜活少年们，现在也到了三十五六岁，成为了社会的中坚，散落在各个行业、全国各地。
时间在他们身上催化出了什么反应？他们现在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都很好奇。
2017年，因为媒体的采访，纪录片《高三》里的一些同学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

好学生林佳燕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留在了北京，成为了一名上班族。采访中的她穿搭精致，谈吐自信，已经完全没有了当年青涩局促的模样。
但光鲜亮丽背后是不为人知的生活重压。她和丈夫一直租房住在北京昌平，没有北京户口，二人辛苦打拼，在福建老家买了房子。不出意外的话，他们的孩子还要回到武平高考，重走一遍他们走过的路。

钟生明复读后考入一所三本院校，他没有走出泉州，一直生活在从小长大的家乡。幸运的是他赶上了物流和电商潮，如今的生活很殷实。
他手机锁屏密码一直是高中时的座位号。

张兴旺上了一所私立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很艰难，连面试机会都寥寥无几。
他第一份工作在厦门打豆浆顺便促销豆浆机，三个月后，转做市场营销。
后来，他迫于房价离开了厦门。接受采访时，他是一名线路厂的技术小主管，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需要往返五十多公里的路程上下班，生活的重担压得他喘不过气。
《高三》拍摄于几位少年的人生节点上，多年之后，他们迥异的人生面貌也折射出我们大多数人的未来处境：小城市孩子沿高考这一条阶级晋升渠道向上，能掌握、能改变的部分究竟有多少？可以说，它记录的，是中国普通人的人生可能性。
《高三》为我们展现了真实的人生标本。但这并不是导演周浩的本意。
周浩拍摄这部纪录片的本意，其实不是探讨高考制度，或者直击教育现状。
他想做的只是记录，本真地记录下故事发生的经过。他认为纪录片实际记录的是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的关系，纪录片的“真实”最核心的问题是创作者态度的真诚。

好的纪录片是“长出来的”，当全身心与被拍摄者共处，掌握了足够多的记录素材。故事的线索、结构、细节就会慢慢浮现，故事就会生长成它天性里预设的样子。
自然健康的人生也许和好的纪录片一样，也是“长出来的”。它最好不被某些预设的价值观羁绊，而是像歌德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认为的：“人只要倾听自己内在的声音，跟随天性，就会自然而然地根据自己内部的形式原则，朝先定的目标前行，达到自我实现。这一过程中虽然会出现错误和迷茫，但结果终将会圆满。”

人生不应该像一条轨道，而应该像一片原野。
周浩的人生和他做纪录片的理念不谋而合。
周浩大学时候念的是工科，毕业之后分到研究所里工作。在现在看来，这份工作绝对是普遍意义上的好工作，有稳定的保障、氛围宽松清闲，还享受着较高的社会地位。
但周浩却认为自己混得很惨。因为周围的同事都太有科学研究的天赋，而自己其实在这方面很欠缺。

在偶然的情况下，周浩接触了摄影。再后来，他毅然离开了稳定的体制内，进入纸媒。
事实证明，这个勇敢跨越的举动改变了周浩后来的人生。在纸媒的黄金时代，周浩做了一系列与现实息息相关的选题，他最初接触纪录片也在这里。2001年的春节，《南方周末》做了有关农民工的系列报道《向东向南向北》，从四川开始出发，向北向东向南跟踪三组民工到三个中国沿海的区域打工。借着这个机会，周浩开始拍了他的第一部纪录片《厚街》。

周浩在媒体一呆就是十年。后来，他拍的纪录片也不可避免地带上属于媒体人的那种气质：与现实的紧密互动。他始终在人生原野上探寻着，用做纪录片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存在、自己与世界的关系。

《龙哥》纪录了吸毒者阿龙三年的生活经历；《差馆》以广州火车站越秀区派出所为舞台中心，呈现了真实、无聊、粗糙的生活现实，《棉花》以绵延千里的棉花产业链串起普通人的生活。
周浩用做纪录片的方式，实践着自己不被一场考试、一份职业、一条轨道框限的人生。
“纪录片是我同世界交流的一种方法。”周浩说。
如果你也苦恼于人生轨道的琐屑重复、亦步亦趋。记录与影像的力量，可以成为你离开人生轨道的助推力，或者说，在你被现实框定的桎梏里打开一个小口，开拓你的视域边界，唤醒你对现实世界的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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