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9-05-16

幸福:Andrew Chan 给 CC 写的影评（意译）

拍完在当时备受争议、如今少见的《幸福》后不久，阿涅斯·瓦尔达写到，她曾设想这部电影是“美丽但有蛀虫的夏季水果。”四十多年后，人们在这个声明中听到如同布努埃尔批判资产阶级堕落、赛克颠覆饱和表面和陈腐叙事、揭露经典好莱坞平静生活里的汹涌暗流（一端以大卫林奇为代表，另一端以《美国丽人》为代表）的回声。当时和现在，看混乱、疯狂的力量侵蚀电影的魅力给人带来很大的愉悦感。当《幸福》向莫扎特无忧无虑的乐曲，充斥着日光、向日葵和手牵手的家庭成员的影像敞开大门时，当代观众立刻被这个玩笑吸引，受过多年的讽刺电影教育的观众习惯以蔑视的眼光去回应这些象征符号。我们已经能够猜测这部电影谈论的是永恒幸福的暴政。紧随而来的实际上是一个摧毁幸福家庭原初肖像的故事，是一个残酷的、充满动物性的版本。但可预测性止于此。瓦尔达电影的力量在于，即使在这个精明的时代，它依旧令人震惊，我们和它的第一批观众一样对其目的感到不确定和怀疑。
正如瓦尔达1985年的电影《天涯沦落女》的片中主角，丈夫-父亲-花心男弗朗索瓦（由 Jean-Claude Druout 饰演）不理会西方社会的生活准则；他们的核心区别在于，他生活在自己打造的世界里，免于因他的行为而受害。开始的场景展现他和两个乖得近乎不自然的孩子在户外嬉闹，时不时和他漂亮的妻子在草地上的毯子上做爱。当他爱上另一个女人时，他也是如此，表现得仿佛年轻男孩无辜的爱慕之情。他发现，令他高兴与方便的是，婚外情使他的婚姻更美满，而不是使他分心，他期望自己的妻子赞成这些新情况。“幸福是可以叠加的，”他解释道。如果她因为他的坦白而悲痛欲绝，你也不会在她的脸上看到这种情绪；毫无疑问，爱在继续，至少直到情节转向一场无法避免但模棱两可的悲剧。
电影令人震惊的部分原因在于故事的残忍发生在封闭空间。没有人因弗朗索瓦毫无灾祸的一生而指责他；只有我们——观众——能提出异议。电影把道德社会的规则埋藏得很深，以至于它依赖我们去提供参考点，它甚至在阻碍我们做这件事。瓦尔达高度还原了一个任性的父权灵魂，精准描绘了男性想象中的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的视角里被彻底统一，其自私更令人不安。尽管色调鲜艳明快，这部电影——被解读为纯粹的讽刺——像凯瑟琳·布雷亚片子里对男女情谊的刻画一般尖刻，像性开放和性侮辱的混合物一般混乱。
只由轻蔑推动的艺术可能耗尽，因此，瓦尔达不间断的讽刺语气总是在威胁要下狠手。为了充分理解《幸福》的大胆，需要接受我们将这部电影解读为讽刺，某种程度上是一种片面的反应，与正在进行的性道德战争中的某一派结盟。是的，这部电影是在攻击阻止女性表达自身观点、反驳男性欲望的性别规范；瓦尔达建立了一个男性天堂，其中欲望和爱情没有情感后果，进而问我们是否觉得它可取。但在性革命巅峰时期，她是否曾经真诚地讨论过一些乌托邦愿景？弗朗索瓦是不是一个意外的英雄，我们是否应该欣赏其对欲望的坦诚？不表露对那时流行的性解放尤其是多角恋的感受，我们没有办法对电影所呈现的理想或噩梦作出反应。但真正参与到电影关于爱、性、死亡和家庭的讨论当中，我们必须考虑这一版本的天堂在某种程度上，是可取的的可能性。我们可能会问：核心家庭幸福的传统观念无论如何都是幻想，开放式婚姻为什么会冒犯到我们？如果我们承认爱的混乱本质已被过于浪漫的期许掩盖，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多个、同时的爱能与单配偶制一样持久？所谓的深厚情感和承诺是否只是我们用来保持人与动物的人为划分的谎言？
即使瓦尔达使我们思考这些问题，她关于这一男性专属幻想的结论是清楚的。到最后，我们是否将《幸福》看作反乌托邦的（因为它的女性是可交换、可丢弃的）或乌托邦的（因为它拥抱了人类全面的、不可预知的冲动）可能并不重要。电影构建了一个伊甸园，一个羞耻存在前的世界，在其中个体的感觉是完全合理的、从未与他人的感觉有冲突。瓦尔达建立起道德与情感之间的关键联系，但她创造的世界存在于这两者以外，因此脱离现实。《幸福》（一部本质上否认冲突的电影）里最引人入胜的冲突之一，源于观众对于如何理解这个自觉的梦想世界的不确定。电影坚定地根植于男主角的心理，但从未存在于真实空间（而不是仅是概念或象征意义上的）。角色是从不呼吸、更别说为自己做选择的硬纸版人像。有时，在灾难性的累积效应渗入前，电影给人以失速的印象，从未做出成功的艺术或发表成功的观点。但不断使人惊讶的是，即使有着瓦尔达的结块（caked-on）风格加持，弗朗索瓦的行为仍能使我们不安。
《幸福》既有对自由爱的严酷批判，也有对其诱惑的移情探索。电影的视觉效果既欢庆又哀伤。在瓦尔达眼中，自然变得可怕，正如那些揭露人类的残暴的感情（但却显得“自然”）。瓦尔达知道关于养眼的Technicolor（在她丈夫雅克·德米的《瑟堡的雨伞》中加以完美）的一些事和印象派画作柔软怀旧的调色板，《幸福》的摄影近似这两种风格。她知道那些象征幸福的颜色永远无法从脆弱和无常中逃脱：只需一点雨，它们就都会被冲走。
《幸福》也许会被认为是《蓝色天鹅绒》、《胖女孩》等激进作品的诸多先驱之一，但瓦尔达的电影以一种林奇和布雷亚永远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发展。就日常生活的恐怖这一题材而言，最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常用暗讽或自相矛盾的手法，从不与引领我们前往意料之外的残忍和存储我们最自私的欲望的正直的甜蜜情绪产生冲突。美好能孕育邪恶，也能与残酷共存，这些都是这部典型电影口头上承认的事实。瓦尔达没有用她的大胆风格掩盖细微差别或模棱两可的缺失。即使是一部如此风格化的电影，她呈现了所有的自相矛盾，最不可能的愉悦乡村时光成为反映我们最复杂的现实的一面镜子。在一开始，夏天的调色板和向日葵的意象或在尖叫讽刺，但不是那种让人翻白眼、你能信任或参与其中的讽刺。相反，它让人迷失方向，是一扇活板门，通往极度不自在的伦理两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