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9-10

追捕聂鲁达: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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