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17-06-16

追捕聂鲁达:後設的遊戲規則

(本文原刊於香港01週報，但略有刪減，現為完整版https://www.facebook.com/hk01blog/posts/1883517125303795)

正如影評人嚴尚民在香港01刊登的評論所言，《流亡詩人聶魯達》(Neruda，下稱《聶魯達》)有趣之處在於模糊了敍事角度的說故事手法。智利導演柏保羅賴尼因（Pablo Larrain）從一個兵捉賊的雙雄類型，以逃亡故事開始引人入局，伴隨囈語畫外音，還有時間空間不定的情節下，觀眾的觀賞過程由如猜度誰是敘事者的遊戲當中。

沒有走入傳統傳記片模式，沒有刺激的追蹤元素，更非如哥斯達加華斯(Costa-Gavras）那樣的政治驚慄題材，這位智利國民詩人的逃亡生涯，變化成了一場究竟誰和誰才是掌握著敘事話語權的遊戲。至於這場「遊戲」又玩得如何？他又想表達什麼？這場遊戲過不過癮？

一再提到「遊戲」，只因柏保羅賴尼的敘事策略，詩人的逃亡生活早已記載在歷史書裡，但其中故事有多少真偽我們從不知道，甚至我們因此要問，詩人所說的故事究竟是真還是假？人物是否存在，還是詩人腦海想像出來的產物？別一個有趣之處，就是表達出創作的權力關係，詩人與警察，不妨染指為創作者與角色的關係，戲中由詩人的妻子對警察的一段正好說明，「你只不過是詩人創作出來角色。」詩人處處留下線索，令這位前來追捕，有可能是全知敘事者的警察，一步步被改變，我們聽到得的畫外音也變得更為私密，讀過的詩，文學在他身上產生變化，雖然他依然要執行任務。而最令人感觸，應該是兩位主角在追捕期間週邊的小人物吧？，無論是女朋友，低下層農夫還是男妓等，詩人滑過他們生活的痕跡，在痛苦時，詩為邊緣人帶來共嗚和安慰，詩也給預生活的勇氣。確實是美化了藝術的作用，但這亦是電影最動人之處。

不過，電影雖然掛上聶魯達之名，實際有關這位大詩人不多，電影也並非解剖他的人生，寫作風格，創作主題等，直教要問導演和編劇為何要選擇聶魯達？正如上文所及，這是一場遊戲，聶魯達也因此變成了這場遊戲的前設，但這個前設是否套入那一位名作家也可？(例如一直被伊朗政府追殺，寫過《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的印度裔作家魯殊迪（Salman Rushdie）)，倘若電影在內容上已經沒有深入了解，在風格更與主角的創作無關時，選擇聶魯達的意義，會否只餘下他是大眾(至少是智利)所共知的名人？而且，橫睇掂睇，電影都帶著羅拔‧格里葉（Alain Robbe-Grillet）的味道。

就是那位編寫過《去年在馬倫巴》(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在70年代拍攝多部令人摸不著頭腦情色電影的法國新小說作家。格里葉的電影就是一連串迷團，表面上充斥通俗小說喜愛的元素，男女情慾，政治陰謀，追捕和暗殺，電影的敘事教人如踏入迷宮中，劇情沒有邏輯，也拒絕被理解，角色不具歷史感，只是一批活在當下的木偶，他不想觀眾代入，移情，他曾講述他所運用形式風格的意義，「人們在生活中常常碰到一大堆無理性或意義曖昧的事情，藝術創作不是為了解釋世界...人們在銀幕上看見的事情是正在發生的事情，我們看到的是一舉一動，而不是對這個舉動的匯報。」格里葉的電影要表現出世界的無意義和偶然性，他的「後設形式」針對我們正在觀看一部電影這行為。言簡意說「後設」就是一種打破敘事第四面牆的手法，拒絕投入電影內裡的情感，格里葉的電影也可視之為「遊戲」，因為他設定觀看的方式，觀眾只能接受電影的設定，才能欣賞。

當然「後設」不一定被單一定義成這模樣，別一位「後設形式」高手，已離世的伊朗電影大師阿巴斯·基阿魯斯塔米(Abbas Kiarostami )，就很能掌握到移情和清醒的狀態，更提升至創作者自我反省的作用，他90年代關注伊朗鄉村生活的作品，在虛實交替的故事中，表現出創作者權力的界線，他更深明製造影像的矛盾，製造真實的特性。

柏保羅賴尼當然無法與前兩者比較，《聶魯達》也陷入內容和形式美學產生衝突的尷尬場面，特別是電影尾聲時，聶魯達接受法國記者訪問一段，導演就像有意引導觀眾認為警察和整個追捕行動是詩人創作出來的故事，警察只不過是附號，他在追上創作他的創作者，為了增加逃亡過程的刺激，直教要懷疑詩人是否誠實，幾乎要推翻整部電影要表達的立場- 藝術的美好

在此，我想以導演兩部曾在港上映的作品為例帶出當中的問題，他第一部廣為人熟識的《向政府說不》(No)，導演刻意將畫面比例改為1:33:1比例，一種舊式電視節目的畫面比例，更將畫面調色之與80年代電視畫面，一開始或會被他追求畫面的時代感所吸引，但除了在視覺風格上，只不過是傳統的三幕劇敘事方法。而別一部與《聶魯達》同期製作，但不獲好評的《第一夫人：積琪蓮甘迺迪》(Jackie)，這一次，不單是風格和內容，甚至是演技與音樂也各自為政，妮妲莉·寶雯(Natalie Portman)洗盡渾身解數，演繹出甘迺迪夫人面對她的總統丈夫暗殺後，面臨的困局，無論是事發後，還是面對記者尖銳提問時，依然要保持著身份和尊嚴，都是方法演技的示範作，但同時導演以非線性，將時敘打散，也插入重演電視節目，令觀眾保持警惕，不單至無法達至效果(移情還是客觀審視)，更令觀眾無所適從，究竟我要投入甘迺迪夫人的情緒，還是批判她在人前人後兩張面？

柏保羅賴尼無疑是形式主義者，他在形式探索上確實很誘人，但風格也僅此而已，「不夠過癮」之餘，也反映出他骨子裡對敘事形式的保守思維，他多部作品也夾在內容與形式無法調和的問題上，不過相對而言，《流亡詩人聶魯達》已經是他最為成功(但並非成熟)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