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